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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秋）
《“官司”惊动中南海》
与其将《“官司”惊动中南海》一书，看作是主人公刘建军鸣冤三年的
上访史，还不如说是一位普通党员对党内言路和督道的体验记。
《“官司”惊动中南海》（法律出版社1994 年7 月版，大32 开平装，
221 页，定价9 元），叙述的是一个曾经轰动华北大地的真实故事。故事主
角是时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副局长并兼任着河北省报“内参”通讯员的刘建军，
他因为写了一封不到500 字的情况反映函，直接寄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揭
发时任邢台地区党委书记的不廉不正的行径，结果却被安上“捏造事实、栽
赃陷害”和“挑拨省委领导内部关系，分裂省委领导”的罪名，招来省公安
厅的反复侦查和以“组织”名义出面的严厉处分，从而将一次党内体制所允
许的正常的“批评权利”的行使，演变成为对当事者“政治上的迫害”（第
3 章《漫漫上访路》）。
为官者利用职权和势力打击异己的行为，在旧官场上并不少见。奇怪的
倒是在新中国健全法制的进程中，党纪处分明显存在着严重偏差的情况下，
这位有着13 年党龄的县处级干部，秉承党章规定的“党员可以直接向上级申
诉”的权利，却长期地欲诉无门。这位曾经担任过党的县委副书记的人物，
最终虽通过长达1125 天、六次进京告“御状”而终获改正，但这种艰难卓绝
的上诉遭遇，显然是一个党的干部在有限的政治生涯中谁都不愿一试的。
往事虽已矣，然而这一和平建设时期“官告官”的案例，尤其是当事人
刘建军通过自己数年奔走、万里投诉的艰难经历，所触泄于世的现行政治制
度中的隐患，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醒。由张玲、辛汝忠编写的15 万余
字的纪实作品《“官司”惊动中南海》，就以真切泼辣的文字，向我们揭示
了刘建军这位县处级干部是如何不甘屈服地为自己鸣冤叫屈，终于在多次惊
动中南海、一次面禀党的现任总书记的前提下，终获得基本“平反”的过程，
以及他对此的真实体验和积极思考。
刘建军是经历了走遍地区、省委两级机关无人受理其冤屈，在切实感受
到一级组织机关内部的“只有同情、没有勇气”和“权大于法、私大于公”
（第3 章《漫漫上访路》）的势力氛围以后，才毅然决心上访北京、申诉中
央的。因为他相信：“党组织不会那么青白不分，肯定会把我的问题搞个水
落石出。”“任何一个政权，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清正廉洁、正大光
明啊”！（第5 章《天子脚下爱莫能助》）于是他先后发信200 余封至京，
六次亲自到首都，四次走访中南海，两次告诉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一次求助于全国政协负责人，一次通过新华社“内参”，并求告于
全国人大领导人，结果这些超过百万字、重逾20 公斤的申诉书，无论是有中
央领导人批示的也好，还是中央国家机关批转的也好，回到河北一律是泥牛
入海无消息。
刘氏也曾遵照中纪委有关同志的答复精神：“中国的县级干部太多了，
我们怎么能够管得过来呢？我们搞纪检工作有我们的程序，你还得回到你们
的本部门、本单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里不好接受你这个案件。
你要相信地方组织，相信邪不压正，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同上）于是他
从北京回到地方，再次寻求当地组织的支持。结果却依然是“互相地踢，整
整一天，他们把刘建军从五号楼踢到四号楼，从四号楼踢到七号楼，从七号
楼踢到五号楼，从纪检委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跑三角。”
（第7 章《共产党人的责任》）为此，刘建军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痛感到：
我不敢盲目去责备具体办事的同志，我只能说，中央领导要体察民情，很应该设一
个真正有力的办事机构。现在虽然也设了一些机构，工作人员时间一长了，实在已经熟视
无睹、麻木了。
。。
不然，像我这么一个人上百万字上书，5000 里路上访，找了那么多人还不能解决，
全国谁知道还有多少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呢！
。。“文革”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现在仍有人整人，整错了人没有责任，即使把
人整死，整人的人也无所谓！这很可悲，如果长此下去，哪一天才能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啊！
（第9 章《状海无涯》）
要知道，本案的主人公毕竟还是曾经为官一方的党的县委副书记，而且
有过短暂的中直机关借调工作经历的县处级干部呵！正如直接承办此案的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室的刘长春同志所议论的：“幸亏刘建军又能跑，又能
写，要是换个别的人，可能就得冤一辈子。刘建军这个人也不错，在保定调
查期间，那么多人为他说情，整个调查过程，所见到的人，几乎是一面倒，
都支持刘建军。”
是的，他竟然把官司告到了“最顶端”，他居然有机会面对着执政党的
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把冤情全说完了”，得到了党的总书记“找谁谁也得管”
的重诺。当辞别的时候，刘建军“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一串串泪珠随之掉在
水刷石的地面上。要是在解放前，他会跪下去，给他们磕头，响响的磕头！”
（第10 章《总书记为民打官司》）当党内的一员非得要将自己的冤屈直接陈
诉到党的总书记那儿才有望纠正的时候，这是政治生活中何等悲哀的事呵！
由于受中纪委派员到保定办刘案这一事实的激发，很快地出现了“保定
人民敢说话了，一批腐败分子落入法网”（第11 章《这回让你说个够》）的
喜人局面。但是因为有了三年来那一番坎坷卓绝的经历，因此，即使当刘建
军自己的冤案史无前例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会议上研究定案（“毕
竟是一起冤案，又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办的，中纪委主要领导负责的，复
查组全面、仔细复查的”，同上），并在1993 年8 月28 日被有保留地纠正
以后，刘建军回首前事，仍然不能尽展愁眉：
按说已经错误处理了他，开除他三年的党籍，平冤后，再给他留个警告，他心里是
不情愿的。
就算有点违犯“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那整错他的人违犯的不是更多吗？
且不说他反映问题的出发点和效果，是帮了党组织的忙，就拿他被冤整三年来说，难道不
应该也追究造成冤案者的责任吗？
。。我依然对党内出现的一种深层次的腐败感到忧心。赵高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指
鹿为马，杀害了多少忠良。如果我们党内也发生类似情况，谁说了真话谁就倒霉，干了坏
事不让别人吭声，那么，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能够再保留多久？
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惩腐败。但在当今的拜金主义思想下，又会有多少人不为金钱
而为了信仰和良知，去向中央倾诉衷肠？即便上诉，中央又怎能一一知道，一一查清？我
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我愿以我的遭遇，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思考。
（第12 章《沉冤昭雪》）
思考当然是沉重的，它比“官告官”这个案子的本身要沉重得多，也有
意义得多。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地从刘建军艰难上诉和冤案改正这一“可遇不
可求”的实际案例中，正视其中所出现的影响社会人心的不良态势，并从中
汲取到更多的现行制度运作和政治革新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可
能还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的。
（1997年8月 23日）
书香盈邑
序引
我在《南京的书香》一书的跋文中，曾经引用了一句南京先贤的旧诗
“古砚田已芜，旧书香谁续”？来证说古人对“书香谁续”的忧患。可见，
真正饱读诗书的人，对于民间世家所谓的“诗书继世长”之类的说法，是抱
有客观辩证的态度的。至于说“书香社会”的建设云云，大概更是在市场经
济和商品社会里，当代文人理想的“乌托邦”。
说到“书香”，姜德明先生就曾编过两个《书香集》，一为中外文化出
版公司1990 年版，一为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两书篇目上大有同异，大抵
后者是前者的精选本和增补本，“书香”的主题更加浓郁而已。姜先生在序
中解题道：
书名《书香集》本无深意，取其雅俗共赏而已。世间也确有带香味的书，这倒不是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才有的，我们的老祖宗在雕版印书时代，便知道用上好的香墨
印成带幽香的木版书。何况一本佳书在握，只要思想、意境、文笔好，即便用的不是香墨
亦可异香扑鼻，令人神醉（当然，世上也有从内容到形式都散发着臭味的书）。
我这里引用的是’90 版《书香集》的序文，因此，“当然，世上也有从
内容到形式都散发着臭味的书”这一句感慨语和牢骚话，在’97 版的《书香
集》序里是读不到的。这篇 7 年后改写的序中，删改的句子并非这一处，
但当以这句话最为重要。如果循此考证下去，由话及人，由人及事，便是又
一篇书话的文字了，暂且打住。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搜集现当代图书版本，
确是有一点趣味在。
既然民间世家的“诗书继世长”之类不容易做到，那么推而广之，“书
香社会”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其目标的达成恐怕就更难了。试看首倡“书香
社会”口号的台湾地区，何尝因为有识之士在力倡“以书柜代替酒柜，以书
桌代替牌桌”的理念，而稍减其纸醉金迷的商务气？
因而，本集题之为“书香盈邑”，无非是为造就一方水土的文化氛围而
勤谨书事、钟情书香以及诚播书种的人士，图其形而存其影，进而恢弘其志
高趣雅的品格而已。
（1997 年 7 月 27 日，下午，闷热）
香港报刊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