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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本专门性的书评杂志”《书评书目》突然停刊3 周年的日子，也是新
创刊不到两年的台北另一家知名书评杂志《新书月刊》正式宣告倒闭的时期。
消息传出，台湾的有识之士不禁为之深深震动。于是，就有学人向社会
发出了严正的质询，提出了“谁是读者良友”的问题。意思是说，今后再由
谁来担负导引读者读好书的崇高社会责任呢？议论者抚今思昔，终于按捺不
住地喊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就养不起一份读书刊物么？《新书月刊》
亏了钱，主持人没有继续再亏下去的理由，当然不能怪他。”那么，怪谁呢？
早在60 年代，当时的政府机构（文化局）就有过拨款创办《评论专刊》的筹
划，但据台湾朱星鹤先生的说法，是“结果只有雷声不见下雨，后来连雷声
也沉寂了”。由此可见，应凤凰女士的“谁是读者良友”的质询，显然是在
批评当局的对书评事业的提携不力。
另一方面，一二十年来台湾出版业务的发展很快，质的方面却有每况愈
下的感觉，读者的购买力又在迅速增长。然则在台湾庞大的出版业者队伍中，
能自觉地在合理经营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促进文化事业，提升读书风气”
这一恢弘美善目标的，历历可数。因此，思兼先生曾在《书评书目》创刊号
上撰文指出，台湾出版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伪劣作品充斥市
面”，“不仅是书的内容欠佳，纸质、装订、编排、校对也很糟糕”。他认
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出版界良莠不齐；（2）欠缺严
肃的书评。”（《关于书评》）
“出版界良莠不齐”，当然仍是社会体制的问题，而“欠缺严肃的书评”，
则显系台湾书评事业发育不够所致。次年，归人先生也在该刊上撰文指出：
“就眼前的出版界而论，有几本书便可以说是错误百出、文字拙劣、意境低
俗、不堪卒睹的。但是书评家敢予以严厉的批评么？即令批评，有任何报刊
肯予以刊载么？”因此，他认为此时此地的书评，“还留在‘客串’、‘玩
票’的时代”；他感到，在台湾，“书评的地位是相当可怜的。自报纸、杂
志以至作家、读者，几乎全不重视书评。纯以书评为内容的单行本寥寥可数”
（《书评家与书评》）。
那么，台湾已有的书评是如何一种状况呢？在归人先生发表上述意见的
4 年后，1977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先生在一篇关于书评
写作的专论中，列举了四种富有广泛代表性的作文倾向。他说：“有的看了
一本新书，写了一些随感录，名之为书评；有的受朋友之托，写了一篇颂词，
名之为书评；有的因对书的作者怀有忌恨，写了一些罗织罪状的话，名之为
书评。最常见的则为‘大捧小骂型’的书评，这种书评一方面表示对朋友有
了交待，另一方面也表示对学术有了交待。”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实在说
来，这些都不能算是书评。”
星转斗移，又是几度寒暑。
到了1984 年，台湾刮起了“龙卷风”。留学归来的文艺批评家龙应台博
士以其独有的率直犀利的态度，全面地剖析了台湾的批评现状。她指出，台
湾的书评有三种类型、两种倾向。这三种类型即是“深不可测”型、“主题
万岁”型和“温柔敦厚”型，并以为这后一种“可以是‘序’，是‘跋’，
是‘书介’，是‘读后感’，但它不是书‘评’”（《我在为你做一件事》）；
而那两种倾向则是，“温柔敦厚的互捧互吹式”和“尖酸刻薄的人事混杂式”
（《批评不是乱来——说几个原则》）。因此，龙博士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
呼吁：“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专业的、客观的、坦诚的、举足轻重的书评
呢？”（《文学批评不是这样的》）
龙应台博士极而言之的话，随即引发了台湾批评界的争议。
于是，应凤凰写作了一篇题名为《现代文学的“书评”书》的文章，发
表在1986 年台北《自由青年》第76 卷上，该文主要介绍了50 年代至 70 年
代在台湾出版的书评文集。这就是司徒卫（祝丰）先生的《书评集》（中央
文物供应社1954 年版）和《书评续集》（幼狮书店1960 年版，后合集为《五
十年代文学评论集》重版；程大城先生的《文学批评集》；魏子云先生的《偏
爱与偏见》（皇冠出版社1965 年版）；叶石涛先生的《叶石涛评论集》（兰
开书局1968 年版）；崔焰焜先生的《现代文艺评论集》（光启出版社1969
年版）；王鼎钧先生的《文艺批评》（广文书局1969 年版）；邵■先生的《白
痴的天才》（晚蝉书店1970 年版）；蜀弓（张效愚）先生的《方眼中的跫音》
（兰星诗社版）；彭歌（姚朋）先生的《书香》（1968 年版）、《新闻圈》
（1969 年版）、《双月楼说书》（学生书局1973 年版）、《书中滋味》、
《书的光华》、《读书与行路》等；隐地（柯青华）先生的《隐地看小说》，
以及思兼（沈谦）先生的《书评与文评》（书目书评社版）、周宁先生的《橄
榄树》和亮轩（马国光）先生的《一个读书的故事》（均同上）等。
除应氏提及的以外，如今我们还可举出梁容若先生的《谈书集》（艺文
印书馆 1978 年版）和郭明福先生的《琳琅书满目》、隐地先生的《作家与
书的故事》、龙应台博士的《龙应台评小说》（均尔雅出版社1985 年版）等
书评书话集。这一些都是30 年来台湾作家和评论家在书评写作方面的尝试和
结晶，也是台湾书评事业发展的阶梯，允予重视。但根据应氏的观照，上述
书评作家中只有龙氏的作品例外，其余的都是“寂寞的，读者并不广阔，书
的流传也算不上普及”。换言之，书评集要深入大众，普及社会，成为人们
喜闻乐见的读物，其道路正漫长而修远着呢。
在关于书评的理论认识方面，台湾学界也有着较为丰富的积累。1972
年，散文家兼书评家的梁容若先生就曾积若干年编辑《国语日报》副刊《书
和人》的经验，撰文指出：“好的书评书序，可以作读书指导，可以推进著
作界的水准。”（《〈书和人〉八年回顾》）同年11 月，杨绍宽先生则更加
全面地谈到了书评同读者、作者、出版业者之间的“督导”关系，可以视作
一种关于“书评”文化功能的确识。他说：“书评风气的树立，可以大大提
高出版品的水准，也可以加强出版社与著作者的责任心，而对读者鉴赏力的
提高亦大有助益。”（《书评书目》）
台湾的书评理论家归人先生在书评的取材方面，则别有一番精彩的意
见。他认为，书评家要指导读者，应当首先注意如下四类出版物：（1）一切畅
销书；（2）内容及形式有突出水平的书；（3）不朽名著、新版图书和模仿型作
品；（4）最坏的书。他还讨论了书评家的素养问题。他指出，书评家“必须具
备独见的涵养、器识及包容。意气用事及冷嘲热骂，都是书评家的大忌”，
“炫己之才，或轻率武断，敷衍阿好，是‘书评’的第二大忌”，“书评的
第三大忌是忽视对作者的生活观察，许多书评家采用的是‘就书论书’态度”。
因此，张玉法先生就提出，书评需要由立场持平的“专家”来写。张先生的
“专家”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其一是对该书所涉及的论题有深切了解的
人”，“其二是对该书所涉及的科目有广泛认识的人”（《关于书评写作的
一些问题》）。
就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涉论到书评写作技巧。他指出，书评家除了上述
要求外，在操作方面，应当从作者所处的环境，了解其作品的价值；应当从
类似的著作中，了解新版图书的价值；应当判定学术图书的撰述体裁，即是
否合乎“论文形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套评论一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图书所必须着手观察的四大块包含有28 个指标的图书“内蕴”方面的评判体
系。
关于书评的文体类别，台湾学界也多有讨论，但以思兼先生所述最称全
面。他依据“感性的读后感”和“知性的评介”两个标准，发展了顾敏君先
生的书评文体“三分法”说，提出了“五分法”，即摘要型书评、论述型书
评、源考型书评、比较型书评和感发型书评。
总之，台湾学界对书评和书评家瞩望甚殷，有关的讨论也很多，但言实
不能相符。我们姑且看台湾著名作家、书话家彭歌（姚朋）先生在《如何倡
导书评》一文中的议论和建言：
我们今天要倡导书评，一般性的、文艺性的固然也应该注意，但最重要的还是各种
可以分门别类，自成一个范围的书评。从政治到经济，从哲学到音乐，都应该分头努力，
去评论、去介绍在它自己本行以内的书籍。
文艺批评只是书评中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更值得倡导的是各行各业里带点
儿专门性的书评。谁能写这种书评？当然是本行的专家。谁应该发表这些书评？当然是各
种专业性、学术性的期刊。谁应该支持这些期刊的出版？当然是专业性、学术性的团体与
组织。
前已述及，台湾《书目书评》和《新书月刊》这两家面向大众社会的综
合性读书杂志的夭折，颇伤台湾书评活动的元气。那么，各种专业性杂志发
表书评文章的情况怎样呢？这里有一份资料很能说明问题。
1986 年10 月，在台湾出版的8 本综合性文学杂志中，“书评”（含“书
介”，但不含书序书跋）在各书刊中所占篇幅的比例从0 到8％不等，而“文
学评论”则为0 到25％；再统计上该月上市的其他7 本文学杂志，那该月“书
评”的发表总数为22 篇，“文学评论”则为15 篇（何圣芬《国内最近一期
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