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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阁和五桂楼的阮元，就曾经在较大范围内推广过天一阁“但在阁中，毋出
阁门”（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和《焦山书藏记》）的藏书管理经验。
而1939 年8 月在上海成立的，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陈叔通等主
办的合众图书馆（1953 年6 月将馆藏图书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后并入上海图
书馆），一时“购地建屋，小有规模”（《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
务印书馆1988 年版）。而其经营思想，除了征集私人藏书以外，就是学习范
钦天一阁的藏书经验，致力于当时的通行本图籍收藏，以待来者。
至于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现代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更曾
决心学习天一阁在藏书管理方面的经验。1943 年底，他接受长子朱偰的建
议，计划将分散在北平、南京和安徽乡下保存的三处珍贵藏书集中一地，仿
照范钦将天一阁藏书作为家族公有资产以求久远保藏的做法，设立家族式的
私立“郦亭图书馆”，后因病在重庆去世而没有实现。由此看来，天一阁在
它问世以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公私藏书家心目中不遗余力地追求的文
献典型和文化楷模。
此外，另一方面的事例，也可以说明天一阁的广泛的感召力。这就是自
从本世纪50 年代以来，陆续捐献自己藏书入其阁的学者文人之多。据不完全
统计，宁波张氏、李氏、刘氏、徐氏在50 年代初，就纷纷捐赠藏书，其数量
达到百余箱之多（后调拨至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而1957 年7 月，樵
斋藏书主人张季言将藏书57000 卷捐赠；1962 年4 月，伏跗室藏书主人冯贞
群（孟颛）将藏书100000 余卷捐赠；1979 年8 月，别宥斋藏书传人将朱赞
卿藏书100000 卷捐赠；1979 年10 月，蜗寄庐藏书传人将孙家桂（翔熊）藏
书14000 余卷捐赠；清防阁藏书传人将杨容林（容士）藏书12000 余卷捐赠，
以及张孟契先生捐赠其先人遗藏古籍3000 余卷、袁梅棠先生家属将其所藏静
远山馆藏书捐赠等，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四明文献之邦”藏书传统的久长，
也可视作天一阁具有“百川归流”的文化感召力的例证。
因此，我在参加“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的活动期间，对当地
媒介建言，不妨将天一阁这个现存中国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建设成为一个
中国私人藏书的捐赠中心，仿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做法，具体规定捐赠
到若干数量，即可以设立专人藏书纪念室，从而让中国现代的私人藏书者有
个永久的“家”，从而为当代中国藏书史书写出一个新的篇章。
假如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相信，“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
何处置丰富的藏书”，“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等问题，就不会再成为“一
个苦涩的难题”（《文化苦旅·藏书忧》）。而既博学又深爱着天一阁的余
秋雨教授，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997 年1 月23 日改定）
“影响书目”论
在现代书籍的丛林中，有这样一类著述，它不以探讨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或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某些宏观或微观问题为宗旨，也不属于表述作者见
解感想的专著或是创作，然而，它又确确凿凿地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弘扬着
科学文化的思想成果，并在更高的层位上，向人们指示着它们对人类社会进
程的意义。这就是由世界各地学者排比遴选而成的，旨在昭告图书与社会历
史进退的影响关系的书目。
这些书目既总结了前贤先哲的思想成果对于人们的文化影响，又揭示出
这种影响对于当代社会取向的时代意义。它们不仅为今人所乐闻乐道，而且
也为后人提供着历史的见证，未来的学者们不难从中窥见已经消逝了的一代
人的思想文化轨迹。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影响书目”。
影响书目的产生是基于人类历史长河里存在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即
图书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它“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人的认识与探求，人的思
想与情感，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在书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
此，“书卷对于整个人类的关系，就好像记忆之与个人的关系一样”，而同
时，“书又培育了每一代人。它不仅是长智长慧的钥匙，开启了人类走向一
个又一个未知世界的门扉，而且是一艘永动的航船，把人们从狭隘的地方，
载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当然，它更是“人类进步的坚实阶梯”（秋禾
《读书之乐》，载《中国读书大辞典》卷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5 月初
版）。或如曾兼职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著名学者彭歌先生所说：“书籍绝
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而常常是具有‘动力’的，足以转变历史进行的方向
——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彭歌《唐斯博士与改变历
史的书》，载《改变历史的书》卷首，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8 年初版）
以书目形式对图书与社会历史进退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加以总结表
述，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就有西方学者予以注意。1929 年，美国文学评论家、
作家考利（Malcolm Cowley，1898—？）同史密斯（BernardSwith）在其合
著的《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中，就公布过一个由当时美国知名的教育家、历
史学者、文学批评家、讲演家、宣传家等共同选出的书目。在推选过程中，
曾被提名的书籍多达134 本，后依得票多寡进行决选而排出12 本。其宗旨是
遴选“对于当代美国精神影响最为重大的书籍”。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活动，
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和兴趣，其影响力久久不衰，效尤者继起不绝。
“影响美国特性最大的10 本书”、“改变美国的25 本书”以及“美国历史
上里程碑式的32 本书”等层出不穷。直至3 年前，日本讲谈社还组织过一个
由教授、诗人、作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对此前120 年间出版的所有书籍
进行了长达40 个小时的深入讨论后，选出了“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
本书”，此举轰动了日本社会（参见日本讲谈社编印《现代》1991 年1 月号）。
然而，意义更为恢宏的“影响书目”的遴选活动，是在1945 年。英国作
家奚普（Horace Shipp）不加时间、地域和内容、主题的限制，只就“最重
要的书籍”，选出了包括《圣经》等10 种书在内的“震撼世界的书”。其后，
又产生了“影响世界历史的10 本书”、“改变世界的16 本书”、“塑造现
代文明的110 本书”、“世界最伟大的30 份文献”，乃至1985 年由美国《生
活》杂志社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间，展开的推举以“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
书”为主题的大型公众参与活动而产生的“人类有史以来的20 本最佳书”。
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显得迟滞寂寞，不仅很晚才出现
由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针对人类文明所推选的“影响书目”，就是仅限于影
响国人自己的书目的推选，也缺乏应有的影响。前者已有苏浙生编著的《影
响历史进程的100 本书》（文汇出版社1992 年版），后者仅见的是台湾学者
龚鹏程等人在编著《国史镜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 年版）时，公布的
自上古以迄民国间选出的包含139 种单篇的“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以
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主持编著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
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在1990 年以同名结集出版）等。
我在总策划180 万字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中国读书
大辞典》的过程中，对中外“影响书目”曾竭力搜集，并撰写成词条，安排
在该书《读书博闻录·中外读书珍闻》类内。经统计，约得30 种。今综论“影
响书目”如下，以期我国目录学界乃至文化学术界的注意。
在对“影响书目”作出科学的定义之前，有必要先综合考察一下自本世
纪20 年代以来中外所产生的“影响书目”的类型：
按照影响书目的“遴选主体”（即书目制作者），可划分为个体作者的
或集体作者的两类。由个体作者遴选的“影响书目”，往往表达了他作为一
个学者或作家，对“图书与人类进步”这一主题的独具一格的思想认识。前
者如由图书馆学家、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伊利诺大学图书馆馆长唐
斯博士（Dr。Robert B。Downs）先后遴选的“改变历史的书”和“自1492 年
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 种杰出名著提要”（在我国出版时，由译者改译为
《塑造现代文明的110 本书》）。后者如 1985 年由美国《生活》杂志社经
过票选排列出的“人类有史以来的20 本最佳书”。此类书目常常反映了主持
者和参与者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评价取向。
按照影响书目的“遴选范围”，可划分为全球性影响书目、地区性影响
书目或名人影响书目。全球性的影响书目，迄今为止多是由特定国家的作者，
而不是全球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团体来遴选的，因此，它表征出特定区域特定
作者的文化认知，但往往有一定的局限，这对照一下各国学者所遴选出来的
具体书目便可了然了。如在唐斯博士个人选出的“塑造现代文明的111 种图
书”的目录中，就没有考虑以中华学术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俄罗斯文学为
代表的斯拉夫文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独特而伟大的贡献，因此两者竟无一书
入选此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目作者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倾向。
地区性的影响书目如 1991 年初日本遴选出的“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
本书”，总结并评价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文化，其中有98 本被认
为是“代表现代日本智慧”的“今天读来还是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