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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修筑的“骊山汤”行宫。此行宫唐代时又进行了扩建，改名为“华清宫”，它就是一座“冬宫”。另外，隋唐时营建的 “仁寿宫”，唐代也进行了扩建和改建。经修复后更名为“九成宫”，它是一座“夏宫”。
清代，康熙14岁亲政后，富有政治韬略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告诫康熙：“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意思是要康熙注意边防建设，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不要忘记武备。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康熙主张不筑长城，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把蒙古诸部建成“塞上雄藩”，使其“众志成城”。因此，康熙十六年出塞北巡，又设置了“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并把岁幸秋狩大典立为家法，以期“威武远扬，塞垣清晏”。这样，从北京至木兰围场，清帝及随行的皇亲和官员都要在沿途休息，所需用的大量物资也不能只靠驼载、马运，需要建立行宫来解决。据记载，皇帝出巡，20里一休息，40里一住。因而，在康熙时期，光是从北京至古北口就修建行宫7处：蔺沟、石槽、怀柔、密云、罗家桥、瑶亭、王家店等。康熙二十九年又在北京西部海淀营建了行宫“畅春园”，周围占地约10华里，现在还存有畅春园的界碑。
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八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占地约为500多亩。与此同时，又耗巨资营建了口外行宫。乾隆时又改建新建了14处，先后建立了口外行宫22处，正式命名的有20处。
乾隆三十八年，挖掘玉渊潭时，又建成了玉渊潭钓鱼台行宫，这个行宫就其功用而言是茶宫——中途饮水，吃茶点休息的地方。从颐和园、圆明园等地出发，到天坛祭祀，多在钓鱼台行宫饮水、吃茶点。
但清朝从乾隆以下，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后，已是江河日下。今不如昔，到了最后一代皇帝，宣统帝溥仪之时。算是彻底完了。这期间，行宫由盛到衰，直至破败荒废了。
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清廷顿时慌乱一团。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面用清朝的武力要挟革命党人议和妥协，一面又以革命的势力逼迫清帝退位。清廷见大势已去，便被迫授权袁世凯与军民商酌条件。经过南北协商，最终达成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宣统三年，皇室经费预算为七百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两一钱二分九厘。在预算的皇室经费中，内务府岁出为四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八两九钱七分一厘，宗人府岁出为十一万三千九十两七钱六分八厘，其他为中正殿、东西陵、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太医院、銮仪卫、侍卫处等机构的开支。
清帝退位以后，民国政府参考宣统三年内务府预算的数字，规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逊清皇室经费。这个数字比退位前的皇室经费虽然是大为缩减了，但是对于民国政府来讲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加上民国初年战争不断，水旱天灾，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财源枯竭，因而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每年都不能按数拨交。据档案记载，各年逊清皇室经费实领情况如下：
民国元年，应领不欠。
民国二年，领二百八十八万一千八百六十七两四钱六分二厘。
民国三年，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两八钱。
民国四年，领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两。
民国五年，领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两六钱四分四厘。
民国六年，领二百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两七钱六分。
民国七年，领一百八十七万二干两。
民国八年，领一百六十五万六千两。
逊清皇室经费在民国八年六月前照银两计算，自民国八年七月一日起照银币计算。自民国元年起至八年六月底止，共领银三千万两。
民国政府欠拨逊清皇室的经费后来愈来愈多，溥仪不得不以租房卖地来弥补经费之不足，租出官房每月进银一千多两、铜圆一万多吊，奉天皇产地租地价，每年进银一万二千多两，等等。这样仍然维持不了皇室的开支，所以溥仪一再压缩机构，精简人员，但结果仍无济于事。溥仪最后不得不盗卖古董文物，或以大批的珍宝玉器为抵押，向汇丰等洋行大量借款，以维持这个小朝廷苟延残喘的命运。
但奢侈惯了的溥仪，仍感觉经费紧张，不能满足他的游玩欢乐，不由得发起愁来。
内务府是清代掌管宫廷事务的机构，凡帝后的衣、食、住、行都由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内务府自顺治时设立后，各朝沿置不变。清帝退位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不仅照常留用了以前宫内的各项执事人员，而民内务府的职务反而增多了。
内务府机构庞大，官员众多。设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员。内务府之下，设有内务府堂、七司三院等机构。机构总数达五十多个。
内务府机构和官员，以后虽经屡次裁减，但它的一切活动，都依照旧章进行。尽管紫禁城飘扬着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国旗，但皇室以内，照旧是皇上臣下，龙袍补褂，宫女太监，叩头嗻嗻。退位后的溥仪，仍然过着小朝廷的生活。
但此时，由于清皇室的经费紧张，溥仪不高兴，内务府这专管皇廷吃穿住用的机构也很着急。
情急之下，内务府也想出了一个主意：出租行宫。
民国以后，由于经费困难，不少院囿行宫，无力管理和维修建筑，钓鱼台、紫竹院等处行宫和内务府所管的官房，有的年久失修，半已倾圮，有的长年闲置，杂草丛生。于是内务府便于1920年，向溥仪提出出租行宫的办法。
内务府在奏折中说：“际此经费拮据之时，既无款兴修，若不权宜办理，殊于事实无济。”
溥仪拿着奏折。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沉思良久，决定将这些行宫和官房出租给民人，租赁者分别按年、季或月交纳租金，并议定今后如皇室需要收回，立即交还。
溥仪准予出租的地方和租金为：
陈懋侗租钓鱼台行宫，每年票洋二百圆。
王敬玺租紫竹院行宫，每年票洋三百圆。
徐绪直租鸣鹤园、镜春园，每年票洋四百圆。
农商部租西山来远斋，每年票洋六十圆。
教育农业学校租望海楼，每年票洋三百六十六圆三角。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22节 鲁迅骑驴游钓鱼台
1924年，鲁迅移寓阜成门，因离钓鱼台较近，便先后两次游览钓鱼台，第一次同他母亲游钓鱼台，第二次是和好友骑着毛驴游钓鱼台。骑驴游逛钓鱼台，也就引出了一段历史的由来。
《鲁迅在北京》一书中，记述了鲁迅两次去钓鱼台的情况。文中说，鲁迅第一次游钓鱼台是陪母亲游览。第二次去游，正值女师大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之际。192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奉倒段”运动。段祺瑞、章士钊等纷纷逃匿。1926年1日13日女师大胜利复校，鲁迅和许寿裳等人结束了校务维持会的工作。鲁迅控告章士钊的官司也初步获胜。1月16日，教育部发布了“复职令”，恢复鲁迅的佥事职务。可以想见先生当时的心情是愉快的。3月7日是个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在几个青年的怂恿下，鲁迅先生一行9人出了阜成门，骑上小毛驴，踏着黄土路，迎着春风到钓鱼台游玩。后来章川岛先生回忆这次愉快的春游：“还记得那个时候，城内的青年学生们，到了春秋佳日，每逢星期天，常常到西直门外来骑驴玩，我就是一个最爱骑驴的人。有一年的春天，我们有八九个人跑去要鲁迅先生和我们一起骑驴去玩，鲁迅先生就和我们一起出来，骑驴到钓鱼台。一路上还和我们讲了好些骑术。我们这八九个人和鲁迅先生年龄的距离，少的也有二十。这虽是一件小事，要不是因为我们和鲁迅先生没有间隔，我们怎敢去邀请？如果鲁迅先生没有青年人的这种性情，鲁迅先生也不会和我们一道去的。”
在《中华名胜古迹趣闻录》一书的首编，收人了邓云乡先生的《鲁迅曾游钓鱼台》一文。文章记叙了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两次游钓鱼台经过，同时讲述了钓鱼台的历史。文章京味浓厚，读之有趣，现再次收录在《钓鱼台历史档案》一书中，以使读者再次拜读邓云多先生的文章，同时也明了一下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的一个生活侧面。
鲁迅曾游钓鱼台
邓云乡
北京阜成门外的钓鱼台，现在是国宾馆。历史上这里是有名的风景区。五十年前还是骑着小驴来游玩的好地方。
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五月移寓阜成门西三条以后，离钓鱼台较近，先后来此玩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日记记着：
“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钓鱼台。”
第二次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日记里写道：
“星期。睛。下午小峰来交泉百。季市来。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同游钓鱼台。”
第一次怎么去的，没有细说。第二次去，写明白了，是“骑驴”。
钓鱼台作为北京的游览胜地，它的历史是很早的了；这要从七八百年前的金代说起。金代的北京城，在现在北京城区的西面，面积很大，钓鱼台当时在城里的西北隅，名鱼藻池，在金主游幸的同乐园中。由钓鱼台往西北去是金代北京城的西北廊门华灏而门，往西南去彰仪门。后来人们习惯把广安门叫彰仪门，原是继承了金代的名称，而实际上金代的彰仪门，还在广安门西南十几里之外哩。
元代，钓鱼台也是皇帝游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