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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的这则消息，提醒了人们要爱护鸟类，保护天鹅。然而，没过几天，令人吃惊气愤的事发生了：有人开枪打死了白天鹅。
1980年12月22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只白天鹅昨晚在玉渊潭公园丧命，肇事者赵永明被当场抓获》。晚报在消息中写道：
昨天下午6点40分，玉渊潭公园飞来的四只白天鹅被打死一只。死去的白天鹅羽白无瑕，体态丰满，身长一米五，体重十九斤，当夜其余三只惊恐万分，一夜哀鸣，景况凄惨。
随后，《北京晚报》发表林为民的长文：《天鹅之死》，文章详细地记述了整个过程：
21日晚6时40分，夜幕降临时，两个来公园打鸟的小伙子骑车路过玉渊潭公园东湖南岸。他们看见四只白天鹅在湖中一字排开悠闲地游荡，连忙下车。手持汽枪的赵永明把枪架在树杈上，瞄准了其中一只，只听“扑”的一声，子弹射穿了这只白天鹅的脖子，天鹅当即死去，雪白的羽毛飘洒在湖面上。其余三只天鹅惊恐地叫唤起来。“打着了！”“打着了！”赵永明欢呼着，他的同伴宗培新立即下湖打捞“战利品”。赵永明脱下衣服将捞上岸的天鹅包好夹在车后，正当他想闯出公园的时候，得到游客报信的公园管理员将他拦住。“这是野东西，你们管得着吗！”赵永明蛮横地嚷着，拒绝交出天鹅。当管理员拿出刊登着《天鹅来首都作客》消息的晚报后，小伙子软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将会受到全市人民的谴责。
……
白天鹅遇难的消息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关心，纷纷前往玉渊潭公园东湖探望剩下的两只天鹅。连日来，报社和玉渊潭公园接到几十个电话，强烈谴责不讲公德，杀害天鹅的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郑作新，在电话中讲述了他亲眼看到的英国和日本政府保护天鹅的许多做法，要求本市有关部门一定要采取紧急措施，使天鹅不再受任何损害。广大读者还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198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仁臣的《白天鹅之死》。文章最后写道：
白天鹅不幸毙命的消息在《北京晚报》登出后，各界人士对这件事表示关切，要求对肇事者予以谴责，以儆后人。
第四部分 新中国钓鱼台第37节 中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同时兴建国宾馆。外交部经过多处馆址的比较，确定在西郊钓鱼台修建。
阜成门外玉渊潭东岸的钓鱼台，是首都著名的园林古迹之一。
早在800多年前，金王朝建都燕京后，钓鱼台这个环境优美，景色绮丽的地方，便成了帝王臣子消遣游乐的场所。1959年10月1日，在新出版的北京市城区地图上，钓鱼台与中南海一样，被一块没有任何标志的绿色覆盖。这块绿色禁区里，崛起了一座气势恢宏、风格典雅的“东方第一宾馆”——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国宾馆是一座特殊的宾馆，这里看不到富丽豪华的大厦，听不到车马人声的喧嚣，只看到高高围墙上伸出的翠绿茂密的林梢，大门中央灰色假山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门前威武挺立的身着戎装的武警战士。闪着彩灯的前导车，带领着如流水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经常出现在这条迎宾路上，隆重庄严的气氛，给钓鱼台国宾馆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追溯它兴建的缘由。
钓鱼台国宾馆于1958年9月动工兴建，于1959年10月正式使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接到北戴河传来的消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时投入使用。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是令人焦急的消息，因为距国庆十周年大庆，时间很短了！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兴建一座国宾馆，供参加十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还有沈勃。会议认为：由于时间十分紧迫，除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要立即准备外，设计工作是关键，故决定召开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以尽早提出设计方案。
因为这十大建筑的基址早已确定，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随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于广场的东、西两侧兴建。其他馆址也已确定了具体位置，所以会后便开始了设计方案及其各种建筑材料的准备。
国宾馆的兴建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他指示外交部，为迎接1959年的国庆，建一个国宾馆。
外交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专门成立了选址小组。选址小组从东城到南城，从北城到西城，选了几个地方，都感到不满意，最后选址小组来到了西郊钓鱼台。
作为首都著名的园林古迹之一的钓鱼台，环境优美，景色绮丽。选址小组一行人来到这儿，登上高台，放眼望去，玉渊潭全景尽收眼底。园内，绿绿的假山，弯弯的石径，潺潺的流水，高高的翠竹，完全是一派江南园林的风格、意境。
选址小组在这园林中仔细地审视，他们来到玉渊潭与湖相连的潭边，看到一座大砖台，乾隆亲书“钓鱼台”三字，横嵌在正门之上，门内壁上还嵌乾隆书《钓鱼台诗》刻石。古迹依存，新馆将立。选址小组又在钓鱼台内观看了其他几个地方后，当即研究决定，在这儿兴建国宾馆。
选址小组认为，外宾专机降落飞机场，从机场乘车进入首都，经建国门到东西长安街，在饱览市容之后，再进入国宾馆，能使外宾感受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基址确定之后，选址小组便给中央正式起草了在钓鱼台兴建国宾馆的报告。中央经过研究讨论后批准了选址小组的报告，决定在钓鱼台兴建15幢造型各异的别墅，供参加十周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
第四部分 新中国钓鱼台第38节 国宾馆设计师的回忆
在钓鱼台兴建国宾馆确定之后，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36年之后，建筑大师张开济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文章给我们披露了当年国宾馆在设计和施工等方面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十大工程破土动工之时，钓鱼台国宾馆的兴建工程也已展开。
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与他合作的建筑师是刘友鎏、徐文如。
张开济，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36—1937年，任上海、南京基泰工程司助理建筑师。1937～1939年，任成都、重庆新华兴业公司建筑部建筑师。1939～1941年，任上海鹏程工程司建筑师。1941～1942年，与费康、张玉泉合作开办上海大地建筑事务所。1942～1949年，开办上海、南京伟成建筑师事务所。1950年以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同时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建筑大师张开济，在设计上以讲求实效出发，不片面注重形式。他曾先后设计了几十项大的建筑工程，为我国建筑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9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收录了张开济的《参加国庆工程没计的点滴回忆》文章，讲述了他参与设计和施工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张开济在文中写道：
人们对有伟大贡献的政治家往往尊称为某某事业的“设计师”，或“总设计师”，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国庆工程中，正是一个真正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庆工程中不仅总抓全局，而且往往亲自出谋划策。
周总理常说，外事无小事。所以在国宾馆的设计施工中，周总理曾多次过问，并到施工现场予以指导，对建设布局，园林布局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得国宾馆建设非常顺利。
为了争取时间，国庆工程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国宾馆工程也不例外。而且更有甚者。当时我们设计组的图房里总是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其间不但有设计人员，而且还有施工单位的人，他们是来坐等图纸的。往往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他们就马上拿到工地上，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国庆工程有关人员废寝忘食的冲天干劲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超速度的出图，所以图纸上甚至设计上的各种错误在所难免。为了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永久的遗憾，有时需要进行返工，而工程又奇紧，工地很不愿返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作为博物馆和国宾馆两个工程的总主持人，我有责任来协调这些矛盾。因此我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工地负责同志打交道，说服他们同意办理“洽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