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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一川英气在，西风万叶战声来。
谁倚城楼吊兴废，一声长笛暮云开。
这首记载于（《归潜志》卷九）的诗，是王郁发出感慨悲壮之音。
清吴煜在记述金人王郁隐居钓鱼台之事，写下《钓鱼台诗》云：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台高欲比金台，
可怜台下王飞伯，不及鲦鱼得奋腮！
尽管王郁终没有得志，但钓鱼台却因此而得名。明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卷五《钓鱼台》谓：“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故钓鱼台以王郁曾隐居而名益重。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0节 廉希宪万柳堂的一段公案
元朝宰相廉希宪在玉渊潭钓鱼台兴建私人园林——万柳堂，此事记载于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然而元代史书却无一记载，明代之后的史书也无涉及，由此，廉希宪是否在钓鱼台建万柳堂成了一段公案。
元朝宰相廉希宪，看中玉渊潭钓鱼台美丽的风景，便在潭边植柳百株，名叫“万柳堂”，成为他的私人园林别墅。
然而史书记载不详，从事北京园林史志修撰工作的一些同志，便对廉希宪的私人园林——万柳堂产生怀疑，从而成为疑信参半、莫衷一是的难题。
既然是元朝宰相，不妨查阅元代史学。
《元史》中列有廉希宪专传。此传洋洋五千余言，但却无一处语及他的园邸。元末人熊梦祥，生前曾撰有《析津志》一书，这是我国最早记叙北京的地方专志。此书因时代变迁，已失传，后来有人从北京图书馆的各种古籍中，将所曾引用《析津志》的某些原文，逐一摘录，汇成《析津志辑佚》一册，但此书查不到有关万柳堂的记述。元末人陶九成的《南村辍耕录》中，出现了万柳堂的文字：“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游宴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虽出现廉公万柳堂的文字，但只提及“京师城外”，究竟“城外”指的是哪，没有详叙。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览北京元大都城，记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但此书也未曾涉及到私人园邸。
在明史中，关于万柳堂的记叙则是说法不一。记之较详的当属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中的记述：
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一日招卢疏齐挚、赵松雪孟钣窝纭Ｊ庇懈栊∈ゴ寿撸项赋诗：
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
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词。
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索题诗。
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
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廉园。内有“清露堂”匾。至大戊申八月，其甥疏仙万户。兴许参政有壬同游。主人命二人分赋长短句，有壬得清字，即席成章，词寄木兰花慢。主人喜甚，榜之堂上。词云：“渺西风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满名园，松柏石润，竹瘦霜清。扁舟采菱歌断，但一泓寒碧画桥平。放眼奇观台上，太行飞人帘楹。主人声利一毫轻，爱客见高情。便芡剥骊珠，莲分冰虫，酒柱金瓶。风流故家文献，况登高能赋有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应喜我留名。”
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王嘉谟游此感而赋诗：
西望重关五畸平，数株烟柳夹河生。
山当曲径云常白，池凿沈灰水更清。
落叶千城催春雨，浓阴万里静秋声。
当年歌舞堪回首，遗迹风流万古情。又
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
荒树远迷白马寺，寒云还覆钓鱼台。
绮罗积翠留春草，文采风流托酒杯。
满目山川自愁思，千秋雅抱恨难裁。
元人别墅，万柳堂外有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渊亭，今俱废。然当时文人骚客来游赏者，多有题咏。王恽“匏瓜亭”诗：
君家匏瓜画生彝，金玉虽良适用齐。
为报主人多酿酒，葫芦从此大家提。
虞集《南野亭》诗：
门外烟尘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
云横北极知天近，日转东华觉地灵。
前涧鱼游留客钓，上林莺啭把杯听。
莫嗟韦曲花无赖，留擅终南雨从青。
王士熙玩芳亭诗：
每忆城南路，曾来好画亭。
阑花经雨白，野竹入云青。
波影浮春砌，山光扑画扃。
褰衣对箩薜，凉月照人醒。
玉渊亭在城西玉渊潭上，潭为郡人丁氏故地。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元时，士大夫休暇宴游於此，赓和极盛，今俱不传。本朝王嘉谟诗：
玉渊潭上草萋萋，百尺山泉散远溪。
垂柳满城山气暗，桃花泛永夕阳低。
春来日抱清源黑，夜半云归玉乳迷。
散发踟蹰天万里，漱流不惜醉如泥。”
但在明末崇祯年间刘侗与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中只记载：“右安门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蘋圃中，而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名其处。“
清代，乾隆时修纂的官书《钦定日下旧闻考》，对《帝京景物略》原文基本作了引录，并且在“按语”中明确：朱彝尊编《日下旧闻》时是作为“存疑”条目的，此次依《帝京景物略》予以肯定。嗣后，清代较著称的文献为乾隆时的《宸垣识略》乃至《光绪顺天府志》便也依样画葫芦、照搬照引，从而逐渐形成“不移”之论势。
而现代，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专有万柳堂的辞条。其解释为：万柳堂旧址在崇文区广渠门内东南，今扳厂西里一带，是清初大学士冯溥的别墅。早在元代右丞廉希宪在右安门外草桥建了一处别墅叫万柳堂。这个辞条中没有提及玉渊潭钓鱼台处曾建有万柳堂一事。1994年10月出版的 《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编）也未涉及万柳堂。
由此看来，对玉渊潭钓鱼台之处，元人廉希宪是否建万柳堂别墅一事，是疑信参半，但从个别书所载，玉渊潭一带未曾有元万柳堂之说占了上风。
基于此，眇工对万柳堂是否存在于玉渊潭一带发表文章《元人万柳堂遗址应何在》。文章从各书引文出发，得知元人万柳堂在右安门外和玉渊潭一带两者之说。两相比较，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分析：
一、《长安客话》作者蒋—葵，万历年间曾任“京师西城指挥使”。据《明史》称：“京师中、东、西、南、北五城各指挥使为正六品宫。”相当一个城区区的公安武警部门的主管。“西城”的管辖范围，据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称：“西城，在宣武门里，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如果解释一下的话，就是：城里，从宣武门内大街南端“城墙”处起，—直向北经西单、西四、新街口直至豁口“城墙”处为止，把这条南北垂直线，全面西推，直到西边的城墙。所说的“西关外”，当是指的阜城门、西直门外，如“西郊夕月坛、南营房、衍法寺、火厂夫营、南三里河、青龙桥白云观、广恩寺会城门，射所等”以至更西的地方。如此，花园村钓鱼台等，也就正是处于指挥使主管地界了。蒋一葵之友陆完学曾说他是“到处走荒台断碑，且博文广记”。在主管地面，访古问奇，探胜寻幽，这对蒋公来说，真可谓悠哉游哉，大好时机，大有可为，大得方便也。他在成书早于《帝京景物略》的《长安客话》中，敢于理直气壮、明确具体地提出元人万柳堂乃“即钓鱼台为别墅”的论述，同《帝京景物略》的“要在弥望间，莫详其处矣”的含糊之词两相对照，难道不需要后人深入探究一下吗？
二、从地理位置上看，元大都的“四至”是：它的北城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北推约五华里处，现在元城垣遗址已辟为小公园；南城墙今东西长街的南侧一线；东墙与西墙分别和今东直门与西直门各所在的南北一条垂直线上。而蒋一葵《长安客话》中的万柳堂“即钓鱼台为别墅”之语，可见花园村钓鱼台，适在阜成门外东西线以南、复兴门外东西线以北之间地带处于元大都西墙之外，方位正西。再参考明人王嘉谟凭吊遗址感赋的“城西胜迹已尘埃”、“寒云还覆钓鱼台”诗句，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献与实际相符，知《长安客话》之言，果然持之有故了。
三、然则《帝京景物略》书所述及其后清代一些书籍所抄引的万柳堂在郊南右安门外之论，亦非无因，乌可置而不论？
应引起十分重视的是：《长安客话》中，对万柳堂作了钓鱼台的文字记叙的同时，还另行提到：“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廉园’，‘花园村’之名起此”；并且描述了时人的游宴情景。这样，在同一书的同一条目中，依次并列了城西的“万柳堂”和郊南的“廉园”，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记述者的成竹在胸，泾渭分明、语言流畅，顺理成章，明显表明了廉公有一西一南两座私园。后人不察，竟将南郊的廉园当成西郊的万柳堂，致成混二而一、张冠李戴之误。
如上所述，初步结论似应是：元大臣廉希宪，有私园两处，一处是在元大都城以西钓鱼台一带的“万柳堂”，一处是在今右安门外草桥一带的“廉园”。正如人们所知，北京城郊，明代曾有太仆米万钟的勺园和漫园。皇亲李伟曾有清华园等别业五处，这在封建时代是不足为奇的。
眇工在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