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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这在封建时代是不足为奇的。
眇工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长安客话》这部明代记述北京地方的文献,相传流传未广;光绪年间编纂《顺天府志》时,竟未搜见此书。最近对《顺天府志》引用的九百余种书目,粗略浏览了一番,果然,本文前面提到的诸书(《马可·波罗游记》不算)均在《顺天府志》引书之列,独不见收有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引书中列有宋启明著《长安客话》,不详是否为《长安可游记》之误,不管这两种是一还是二,现在都未见过)。解放后,才由北京图书馆据所藏蒋一葵《长安客话》抄本重新排印,出版流传。
再则,对于各种古曲文献,特别是属于吏地考订之类者,因受时代、环境、条件等诸方面的限制,不可能都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与准确,如对《大明一统志》,后人称为“错误颇多,甚至句读不通,为学者所病”。《帝京景物略》中关于“鱼藻池”、“匏瓜亭”等记载,后人已指出谬误。就是“集中大量人编成的钦定官书《日下旧闻考》”,其所征引的史料也是“错误甚多,考订也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
这些,我想可能就是出现万柳堂一段公案的主要缘由吧!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1节 武清侯李伟独居钓鱼台
一个普通的宫女,在19岁时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后来成了皇帝,即明神宗万历皇帝。从此,这位宫女便以母后之尊,受天下之供养,享尽了人间富贵,而宫女的生父李伟,也成了名贯都门的皇亲,被封为武清侯,赏赐钓鱼台。
在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是一个受天下之供养,事尽了人间富贵的人物。李太后笃信佛教,曾在京城内外修了很多寺院,糜费了许多钱财。在宫中,她被说成是菩萨的化身,尊称为“九莲菩萨”。直至她死后,到了祟祯年间,在紫禁城内居然还出现了一幕所谓“九莲菩萨显圣”的戏剧性场面。
其实,这位李太后初入宫时,只不过是当时被称作“都人”的一般宫女。她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父亲李伟是通州都县永乐店(现在通县永乐店)人。
李氏入宫,被分配到裕王府里侍奉嘉靖帝的第三子朱载垕。裕王载垕好色,看中这位宫女李氏,便诱奸使她怀了孕。在她19岁时(嘉靖四十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朱翊钧。朱翊钧后来当上了皇帝。
1566年12月世宗嘉靖死去,裕王继承帝位是为穆宗,1567年,李氏被册封为贵妃,这时她23岁。
穆宗朱载垕在位时间很短,仅6年时间就死去。李氏所生之子继了皇位,为神宗万历皇帝。继位时年方10岁,还是—个孩子。
但穆宗的原配陈氏还活着,再加上这位李氏,这实际上是两宫并存,嫡庶之间按照礼法,在徽号上本应有所差别。但是大太监冯保为了取得李氏的宠信,乃示意朝臣张居正等议定,尊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自然,这是为了迎合小皇帝的心意。
李氏被尊为慈圣皇太后后,李伟一家也由于攀龙附凤,改变了原先卑微的地位。李伟被封为武清侯,成了名贯都门显赫—时的皇亲。李伟的三个儿子,长子文全袭了爵位,次子文贵官至左都督,三子文进却自宫净身随慈圣入宫,当了御马监的太监。
李皇亲家资豪富,所修的花园别墅在当时最负盛名。
李伟在海淀镇西北、米万钟勺园的西邻,修建了—所花园式别墅——清华园。这座建在水乡泽国海淀附近的“京国第—名园”,自然是以水取胜,并以禽鱼花木而名播遐迩。《明水轩日记》说:“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泽农吟稿》也说:“武清侯海淀别业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缭垣约十里,水居其半。叠石为山,岩洞幽居。渠可运舟,跨以双桥。堤旁俱植花果,牡丹以千汁,芍药以万计。京国第一名园也。”园中修建了挹海堂和清雅亭。东边柳堤上有座花聚亭,“芙渠绕亭,五六月见花不见叶也。”园西北水中起高楼五楹,楼上复起楼台,可登临俯瞰玉泉诸胜,这里建成一座“水阁”,“叠石以激水,其形如帘,其声如瀑。”湖中金鱼成群,蔚为壮观:“桥下金鲫,长者五尺,锦片片花影中,惊则火流,饵则霞起。”园中“屿石百计,乔木千计,竹万汁,花亿万计”。百花中最驰名的是牡丹,而且异种很多,以“绿蝴蝶”品种最为珍贵,牡丹盛开时被誉为“花海”。人们这样用诗句来描绘它:“锦石三千呈翡翠,珠楼十二绕鸳鸯”,“池阔风凉柳系船,巧堆亭榭欲迷仙”,“谁知烟水青溪曲,只在天都紫陌西”。
李伟在万历初年,还把京西另一处风景名胜玉渊潭钓鱼台据为已有,辟成避暑别墅。当时的玉渊潭“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据《帝京景物略》载,钓鱼台“自万历初,为李皇亲墅”,李皇亲即李伟。此书《李皇亲新园》一节,着力描绘于园中的梅花亭:
“入门而堂,堂东梅花亭,非梅之以岭以林而中亭也,砌亭朵朵,其瓣为五,曰‘梅’也。镂为门为窗,绘为壁,甃为地,范为器具,皆形以梅。亭三重,曰梅之重瓣也。”此园也是以水胜,“一目皆水”,而且各类建筑物倒映水中,“亭如鸥,台如凫,楼如船,桥如鱼龙,十分优美壮观。诚如吴唯英《游李武清新园泛舟》诗中所说:‘环榭依台浑是水,绕花沿柳半为廊。 ’
万历三年三月,李伟65岁时,“请价自造生茔”。神宗皇帝赐营葬银三万两,准许他在京西八里庄修造墓园。两年以后,顺天府尹朱孟震路过八里庄,目睹李戚畹生茔外观及其规制,颇有感慨,曾在《游西山诸刹记》中写道:
“行十里许,至李皇亲坟,李慈圣外家也。坟之建请于上,以故规甚闳丽。驻马外望,中绿树阴阴,白石若玉阶,凿地数尺为墙基,围可一里。渥哉!帝泽与厚地俱矣!”
李伟于万历十一年去世后,就埋葬在这里,并备享优厚,晋爵封谥为安国公,祭二十坛。其夫人王氏,是顺天府东安县人,经常被她的女儿慈圣皇太后接到慈宁宫去住,并屡有赏赐。她在万历十五年死后,皇帝又赐开圹重修银五千两,与李伟合墓。
李伟死后,玉渊潭钓鱼台别墅便荒废了。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2节 于奕正的《钓鱼台记》留芳百世
明代历时近三百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在嘉靖、万历年间,居住在北京城的一些文人,便写出了一些有关北京名胜的文章。明人于奕正的《钓鱼台记》,则不失为一篇上乘的名作小品。
在明初,由于政治上需要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在文化上亦趋于保守,散文和诗歌多为粉饰太平之作。
永乐以后,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首的“台阁体”,主张诗文“雍容典雅’,“从容安闲”,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追求形式的文风。
弘治、正德时期,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提倡文学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但是由于盲目尊古,以模拟抄袭为能事,又起了另一方面的消极作用。
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与“前七子”的主张一样,仅把“文必秦汉”缩改为“文必西汉”。
万历时期,起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与李贽有师友的关系,对李贽的言行很敬重。他们直接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同李贽一样,重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袁氏三兄弟曾住在北京,由此写了一些有关北京名胜的文章,颇受人们喜欢。在当时,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张独抒性灵。在这时,竟陵派作家刘侗写出了《帝京景物略》,成为一部记述北京城郊园林名胜的专著。而于奕正则以擅长写游记而被人所熟知。
于奕正,明代嘉靖年间宛平(今北京)县人,字司直。他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并与刘侗合撰《帝京景物略》一书。于奕正曾写过一篇《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3节 钓鱼台记
于奕正
近都邑而一流泉,古今园亭之矣。一园亭主易一园亭名,泉流不易也。
园亭有名,里井人俗传之,传其初者;主人有名,荐绅先生雅传之,传其著者;泉流则自传。偶一日,园亭主慎善主之,名听士人,游听游者。
出阜成门西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涌地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元丁氏亭焉,玉渊以名其亭焉。文友亭焉酌焉,醉斯舞焉。饮山亭、婆娑亭,以自名。今不台亦不亭矣。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闲,曲房人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自万历初,为李戚畹别墅。
于奕正的《钓鱼台记》,文字优美,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被收入张散主编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古人笔下的北京风光》一书。张和福和刘翔还专门写了一篇以《一篇蕴含“民主”意识的明人小品》为题的赏析文章。该文盛赞《钓鱼台记》是一篇记叙钓鱼台小史,描述钓鱼台清幽恬静之美的短小之作。
他们将此文作了如下赏析:
在这不足三百字的文章里,作者清楚地记述了钓鱼台的方位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首先、作者概述园亭因流泉而建,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