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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骑射著称的八旗兵丁驻扎京城，骑射技术逐渐普及民间。每遇庙会和令节，各族民众，尤其是满、蒙两族的居民，争先在庙会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举行赛车、赛马。登高节这天，还有一些皇戚子弟和皇家少年带上炊具、车马、幕帐、乐器，约集票友、歌妓，跑到城外郊野的高台土坡上，架起幕帐，摆一上桌椅，大吃所谓“爆、烤、涮”，又吃又唱，纵情歌舞，有的还在山下跑车、跑马。
“重九封台”，指的是一年一度从四月初一开始的“文武香会”，到“重九”这一天就停止活动了。在上古，人们认为五谷生长，要靠神的“默佑 ”，风调雨顺或旱涝风灾，全由“神灵”操纵，只有恭敬求神，讨得神灵的欢喜，才会有好收成。于是人们就想出了“谢天酬神”的办法，跳起“双狮舞”、“秧歌舞”，举行耍弄五虎棍的文武香会。这种活动，渐渐变成了民间流行的—种人人喜爱的传统文娱会演。后来，封建帝王也常把各地文武香会的节目，召进皇宫和御苑中表演，取名叫“皇会”，还颁赏龙旗仪仗，称演员为“供奉”。
参加文武香会的人，自认是艺人，其演唱也是戏曲，把“梨园”说成是自己的本宗，他们的行头、场面和角色与戏剧界的行当基本相同。上台前所祭祖师，也是“轩辕”、“神农”、“喜神”。这“喜神”就是唐明皇李隆基。
梨园原是唐玄宗教练歌舞艺人的地方。在当时皇宫蓬莱宫之侧的宜春院，玄宗亲选舞技高超的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名在梨园学演歌舞，有时亲加教正，称为“皇帝梨园”。后来，人们把戏班也叫梨园。由于文武香会自称梨园，所以也有开台和封台的习俗。
梨园的开台日是正月初一，封台日是腊月（十二月）二十日。文武香会的创始因与农事有关，开台日是农历的四月初—，—年耕耘开始，遍地禾苗将油然而生，即以“五谷生长茂盛而酬神”；封台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节气已到秋末，五谷丰登，一年农事业已完竣，“酬神”之礼即可告终。从开台到封台期间内，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有约，随请随到，决无推诿。但是，一俟封台之后，即使是皇帝老爷叫他们演唱，也是宁死不应。这是一种社会上的约定俗成，所以封台后，皇帝老爷也不会再找他们演唱了。
“养源斋”既是皇帝的行宫御苑，所以—年一度的文武香会“封台会”，也必须在这里举行。
民国以后，这种风俗逐渐淡薄。至三四十年代，只留下了老人们的传说，民间并无实际活动。重阳前后，民间仅仅留下了吃烤羊肉、涮羊肉和吃花糕的风俗。
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5节 乾隆御书“钓鱼台”
乾隆三十九年，乾隆下旨，修建钓鱼台行宫。行宫仿江南名园制式，富而堂皇，楼门之上高悬乾隆御书“钓鱼台”三个大字。“金舆稀幸，年久失修”，光绪年间，行宫破败。为先皇遗梦，更为自己享乐，光绪下旨修缮行宫。
1989年至1993年间，王践和先生参预编撰《玉渊潭公园志》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经过研究整理，写就了一篇《钓鱼台行宫修建始末》一文。全录如下，以飨读者。
钓鱼台行宫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年，清高宗弘历旨：建盖钓鱼台大楼并园内殿宇房屋、亭榭十余处，并钦派总理工程事务协办大学士、尚书英廉总司全部工程，郎中永德监督执行。不仅如此，弘历还亲自在位于行宫西侧的钓鱼台大楼东西两面匾石上题写御制诗及御书。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钓鱼台行宫内殿座房间并河道、桥梁等项俱已陆续修建完竣。但因钓鱼台大楼应用之砖被建盖香山阅武楼行宫工程所挪用，致使钓鱼台行宫建设工程推迟工期达数月之久。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在英廉等督率下，钓鱼台大楼建设加紧施工，所用之砖只得另外补行烧造。四月，钓鱼台行宫内已竣工的殿座房屋业经陈设铺垫完毕。据此，英廉奏请将行宫内已陈设各殿座造明册档，交内务府奉宸苑管理。并责令奉宸派拨官员、苑户经管钓鱼台行宫。有关陈设虽未查阅到当时的册档，但查阅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钓鱼台行宫的陈设簿，其中记载了乾隆御笔匾额及清代文臣字画除因年久损坏严重，撤下御匾一面、字画两幅外，仍保留有：养源斋东问面西贴董浩画山水一张（虫蛀）；西间面东贴董浩画牡丹一张（崩裂）；西穿堂面北贴画三张，黄念一、沈快三（虫蛀）；面南贴画一张（虫蛀、字画不真）。御座房南间面西贴杨文章画一张；北问面南贴董邦达画一张（鼓内脱落）；北床罩内对面贴袁英画二张（内一张虫蛀、字画不真）。此外，因潇碧轩坍塌撤下画二张（俱虫蛀、字画不真），钓鱼台大楼撤下御笔字玉水浚源匾额一面（崩裂）。共计匾额一面，画十二张。
有关行宫的其它陈设，据有关史料记载还有古玩40件，如意7柄，冠架8件，木瓜盘6件，痰盆10件，铜镶嵌轮4件，铜佛两尊，银八宝1份，铜供器14件，炉瓶盒三色2份，笔筒2件，石砚二方，册画二册，书一部一套。
在建设钓鱼台大楼期间，为在行宫内添设达他、园户、闸军等看守，及园内全部人员、看守住宿并堆贮册档等项之需，英廉还遵奉弘历“建造大楼（指钓鱼台大楼）工程尚未告竣，请交管工大臣就便建盖”的旨意，“率同该工监督郎中永德等相度地势、情形，在行宫外围四面添盖堆拨房四座，每座各计二间；园内添盖值房一座，计五间。共计添盖房五座，计一十三间”。“每间各面阔一丈，进深一丈二尺，柱高八尺，经六寸五，檩硬山，后封获檐。成造随值房添砌院墙，长七丈二尺。随墙门口一座”。建造值房、堆拨房及砌院墙等工程所用砖瓦为方砖、城砖、沙滚砖、二号板瓦。所用工料银分别为：石料银七十一两九钱二分二厘；砖瓦银七两一钱四分二厘；灰斤银一百六十二两五钱四分七厘；绳麻杂料银二十四两四钱七分；钉铁银五两五钱三分九厘；大木作银五十两六钱七分一厘；楠木作银二十四两四钱九厘；石作银二十二两五钱二分，瓦作银六十九两四钱八分，搭彩作银五两三钱五分五厘；工作银三十二两七钱七分五厘；共估需工料银四百七十六两八钱三分。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钓鱼台行宫建设工程全部竣工。建筑仿江南名园制式，西北面为砖砌结构的钓鱼台大楼，楼西面瓷门上嵌乾隆御书“钓鱼台”三个大字横额。行宫坐北朝南，四周被虎皮石大墙所围，“宫墙周里许，下有水闸，以通”自玉渊潭（时称钓鱼台河泡）流过的湖水。行宫大门过桥亦即正殿养源斋。斋东向，正厅五间，四面回廊。正厅“内明间两阔一丈一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一尺，另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五寸；二进间各面阔一丈；进深一丈八尺，外前后廊各深四尺，柱高一丈一尺” 。“又西为潇碧轩，中为品字形”，共三间，“各面阔一丈，进深一丈二尺，柱高一丈”，“窗格玲珑，玻璃四照”。“又西过桥，登石山为澄漪亭，亭中悬高宗御制诗”。此外，行宫内共建“朝房、随侍房、膳房、值房、净房共计二十七间”。工程竣工后，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率郎中英武、员外郎倭赫德覆行查核钓鱼台行宫建设工程后，核算所有物料工价实净销银五万七百八十八两六钱五分五厘，由圆明园银库支领。
钓鱼台行宫建成后，成为自清乾隆以后历朝皇帝后自神武门出宫诣西陵或从圆明园致祭天坛途中停跸之所。行宫岁修工程由奉宸苑负责组织施工，所需工料银由内务府转饬广储司，再由广储司银库发放给奉宸苑。从钓鱼台行宫建成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奉宸苑多次对钓鱼台的殿宇房屋、桥梁、河道等进行修缮。然而，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至清咸丰末年（1861年）的27年间，由于中国爆发鸦片战争，国势衰微，清帝无暇谒陵，钓鱼台行宫“金舆稀幸，年久失修”。
清同治年间，清政府规定，各项修建工程所需银两“均由欠交关税各员，按照交壹免三章程”，“赴内务府交纳”税款，然后，由内务府发放奉宸苑，作为“衙门修工之用”，并强调“不准别项动用”。但是，“应交关税各员未能踊跃”交税，奉宸苑处于“钱粮支绌，无款可筹”的困境，无力对园圃、行宫进行维修。直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著名清末诗人樊增偕张之洞游钓鱼台，宫内玉殿苔荒，金铺草蔓。宫监导引至养源斋小憩，张之洞戏曰：“此在朝廷为闲废之所，何不以赐小臣乎！”到清光绪九年（1883年），钓鱼台行宫“园庭围墙以外……无营兵一人在彼住宿”。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钓鱼台行宫苑丞祥瑞（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任钓鱼台苑丞）等奏请修缮钓鱼台行宫。此时，要亟应修理的项目共21处：“养源斋大殿地脚沉陷，木植走错，拟以拆修八处；御膳房各座渗漏，墙壁倒塌，门廊油饰脱落，地面酥减，拟以揭瓦砌墁，油饰者十三处”。祥瑞等还建议：“此项工程紧要，所需银两，拟请仍由内务府欠员备交修工银两项下”支出，并“当即拣派司员、督饬书算人等按例详细核算，估计确数”。
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六（1887年2月28日），总管内务府堂谕：“内务府勘修钓鱼台……等处工程，著派郎中立山，帮办郎中富昌、文亿总司钱粮一切事务，并著派员外郎常恩，主事锡龄，委署主事启隆，掌库承慧，六品苑丞瑞年、书正祥泰、苑丞祥瑞、广昆、普光、全升、钟林、广庆、永禄、荣昌、连荫、普梁、景恩，掌稿笔帖式文斌、恩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