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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献上了一个小花圈，那是他和徽因连夜做成的，碧绿的铁树叶和洁白的花朵上浸透了徽因的泪水。
返回北京时，思成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徽因把这片残骸用一大块白绫包扎起来放在家中，一直到她去世。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７日，徐志摩遇难半个月后，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徽因的《悼志摩》。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回忆和悼念，写出了徐志摩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写出了他对艺术、对美的痴迷，对朋友，对一切人的包容和善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愚诚。文章凸现了徐志摩“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性情。在当时众多的悼亡文字中，林徽因的《悼志摩》具有格外的分量。
与此同时，“新月社”的同仁们，计划设立“志摩奖金”，以鼓励和扶植白话新诗的创作，因为这是徐志摩未了的心愿。志摩的亲属和朋友则着手收集志摩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筹划编辑《徐志摩全集》。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不期然地，林徽因与凌叔华发生了矛盾。
凌叔华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女作家。２０年代，她因写作《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这些小说，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性生活，情致委婉，笔法细腻。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于４０年代移居国外。
矛盾源于徐志摩委托凌叔华保管的一只小箱子。
胡适整理志摩遗稿
那还是１９２５年的事情。当时，徐志摩正与陆小曼热恋，事情在北京闹得沸沸扬扬。心力交瘁的徐志摩决定远走欧洲，暂避一时，行前，徐志摩把一个小箱子交给了凌叔华，请她代为保管。箱子里装有他在剑桥大学时期的日记，陆小曼的日记以及一些文稿信札。他半开玩笑地对凌叔华说，如果此行出了什么意外不能回来的话，你得给我写个传，这只箱子里倒有些你可能用得着的材料。
徐志摩之所以把这些很个人的文稿交给凌叔华保管，大概因为其中的文字有的关系到林徽因，有的关系到陆小曼，只有交给一个与此不相干的人较为合适。
朋友们都把自己手头原有的和搜集到的志摩遗稿送到了胡适那里，由胡适安排人统一整理。１１月２８日，星期六，徽因来到了胡适家。她是来找胡适谈整理志摩诗稿的事情。迎她进门的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团团的脸笑得和气极了。她说胡适这会儿有客人，请徽因先到书房稍候。
书房里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书橱顺墙而立，书虽多，但十分整齐有序。一些取下来的书中夹着纸条儿，码在案头，大概是查好待用的。一眼看去，书的门类极多，线装布封的诸子，硬皮精装的外文原著，历史政治，禅经佛学，中医中药……书桌上有一幅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看上去墨色很新鲜，可能是应谁之索要而写，上下款还未题。字如其人，胡适的字清癯洒脱，横竖撇捺显得细长，一点一顿则很用力，看上去虽不像瘦金体那般劲逸，却显得十分工整、脱俗。正看着，胡适走了进来，说了一会儿闲话，他们谈起了整理志摩遗稿的事情，也谈到社会上一些报刊对志摩的指责与攻击。那些文字所涉主要是徐志摩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离婚与再婚。胡适说：“指责志摩行为的人们应该明白，所谓离婚再婚这两件事其实最可代表志摩对理想的追求。但到了今天，我们怎么忍心用成败来议论他！”
徽因说：“我和志摩认识的时间要算不短了吧？可我从未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攻击过任何人。这是他那不爱计较的天性所决定的。可越是这样，反倒越是有人以攻击他为乐事。”
接着，徽因谈起志摩诗稿整理的情形。这些诗大多是发表过的，所以整理起来还算顺手。徽因熟悉那些诗行，一些诗句他们曾在一起讨论过。想起写下这些诗句的人如今已是生死永隔，徽因的眼睛又湿了。
时近中午，徽因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胡适留徽因吃饭，他向徽因介绍太太善做家乡的徽菜“一品锅”。
“既然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就不要走了。”胡适介绍完“一品锅”后说，“我还有要紧的东西给你看呢！”
徽因忙问他什么要紧的东西。他打开了一个书橱，那书橱里一层层排列着用硬壳的纸夹夹着的稿子，看上去有十几册。
胡适用手抚过这些纸夹，说：“这些都是我多年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其中有许多是前人的说法，我在研究整理前人的基础上再提出我的看法。有朋友说我下这样的功夫研究《水经注》不值得，我说不然，佛书上常说一句话‘功不唐捐’，没有功夫是白费的。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功夫就不算是白费。”
康桥日记
徽因赞同地一面点头，一面在心里叹道：人们常提到适之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却不常提他的下联“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这上下联结合起来，才真正能体现适之先生的精神风貌！
徽因以为胡适挽留自己，是要给她谈《水经注》。没想到，胡适这时又从书橱下面捧出一只小箱子，他对徽因说：“这是志摩早年的日记和一些零碎物品，从凌叔华那里要过来的。其中有些往来信件，我已捡出，按人分类存放好，以后还给写信人。我想这些东西也许你最有资格读它，你最好在看过后编个目录出来，以便以后编《志摩文集》时好用。”
徽因顿时激动起来。半年前，志摩曾对徽因说起过，他完整地保存着留学英国时期的“康桥日记”。从英国回北京后，是“雪池时代”，“雪池时代”的日记被小曼看到后，不高兴极了，结果给烧掉了。志摩说，如果徽因愿意，他想把保存完好的“康桥日记”交给徽因。他玩笑似的说道：假如这些日记和当时寄给徽因的信保存在一处，倒是有些收藏价值。志摩说这些话时，徽因只是觉得往后有的是时间，什么时候看看这些过去的记录倒挺有意思。她没有想到，说过这些话不久，就会和志摩永别。她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胡适这里得到这些日记。
志摩离世之后，这些记载着志摩生命行踪的文字多么珍贵！她十分感谢胡适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了箱子，再无心逗留。她谢绝了胡适和胡太太的执意挽留，乘一辆洋车回到家中。
晚秋的阳光斜斜地射在桌上，起居室安静而洁净。徽因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中的东西一一取出，摊在宽大的书桌上。她大致归了归类，做了一个记录：
箱子中主要是些日记本，一本中文日记，三本英文日记。其中两个大点儿的本子，从时间上看大概就是“康桥日记”，另一个小本子是１９２５年的意大利日记。好几个本子都是仅仅只写了刚开头的数行文字，其余皆是空白。还有一大一小两本陆小曼的日记。除此之外，箱子里有几包《晨报·副刊》的原稿，两包《晨报·副刊》的零张杂纸，一些相片，两把羽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剪报、稿纸和住址本。
做着记录，徽因心中有些失望。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尤其是那两本日记，一本的时间是从１９２１年７月３１日到１２月１日，另一本从１２月２日到１９２２年志摩回国。徽因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英国与志摩相识，１９２１年７月同父亲离开英国。这两本恰好是徽因不在英国时期的日记。难道这就是志摩所说的“康桥日记”？怎么恰巧没有与自己有关的那段时间？徽因心里感到很疑惑。
又到周末，朋友们来到了梁家。听徽因说正在整理徐志摩的遗作，张奚若说：“公超前些天在叔华那里看到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说叔华预备邀公超一起为志摩作传。”
徽因心中的疑惑清晰了起来。如此看来，凌叔华存放着真正的“康桥日记”，胡适拿到的小箱子，已经被凌叔华做过了手脚。对于凌叔华这种小心眼儿行为，徽因十分不以为然。虽然她和凌叔华相识多年，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更谈不上相知和了解。只是以前听志摩说起过：“叔华这人小气极了！”徽因当时说：“是么？小心点儿，别得罪了她。”没想到，这回轮到自己领教这种“小气”了。
凌叔华造访
徽因想向凌叔华讨要志摩的“康桥日记”，想看看那时志摩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她知道讨要时一定会很尴尬，因而顾虑、迟疑。在犹豫中，一些念头渐渐地占据了上风：别的不相干的人都在传来传去地看那些日记，为什么作为当事人的自己却不能看呢？虽然她也意识到这种心理有些女人气，但要看到与自己有关的这部分日记的欲望却愈益强烈了。
她分析自己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的是种满足，好奇心的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１２月７日上午，天气干冷干冷，阳光黄黄的，没有一丝暖意。
徽因正在看《晨报》。这天的《晨报》是“哀悼志摩专号”。“专号”上刊登了头天北京文化界同仁追悼徐志摩的活动，还刊发了林徽因的文章《悼志摩》。
徽因翻看着报纸，心里十分郁闷。昨天开过追悼会后，她的情绪一直没有缓过来。
没想到，凌叔华这时来了。
徽因接待了她。聊了一会儿闲话。凌叔华说明了来意。
她对徽因说，她准备编辑一部《志摩信札》之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