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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放学回来了，院子里响起了他们的脚步声。徽因心里像是射进了阳光，一下子明亮了起来。让徽因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孩子们却成长得健康、可爱。女儿再冰１４岁了，她的性格中既有思成的温和，又有徽因的敏感。她每天要踩着长长的泥巴路去上学，中午还总是吃不饱，但她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出色，看到她明媚笑脸的时候，就是徽因、思成最快乐的时候。儿子从诫１１岁了，晒得黑黑的，赤脚穿着草鞋，和本地同学在一起时，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猛一看，和李庄土生土长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又活泼又聪明，操心着妈妈的健康，从不要大人为他劳神。
这个时期，林徽因真正地脱离了文学界，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建筑学的研究之中。而在抗战之前，徽因对文学和建筑学都难以割舍，可以说文学和建筑学各占了她一半的精力和时间。抗战爆发，时代的变化，导致个人命运、个人选择发生变化。这之后林徽因仍然还写诗，但这些诗作完全是内心痛苦的流露，而过去则多多少少还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及个人的病痛，反映在她的诗作中；早期那种空灵、婉约、飘逸的风格转变为悲怆、沉郁以至苦涩；诗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个人不可捉摸的心绪和情感，而代之以一种尖锐的内心冲突和社会性主题。
徽因放弃了她一直非常热爱而且也表现出卓越才华的文学创作，固然是因为长时间与文学界失去了联系，失去了交流与共鸣，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兴致和动力；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徽因自觉的选择。
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正是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在文坛十分活跃的时期。“新月”作家力求回避让文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理性负笈，其创作较多地表现个人的性情修养和趣味，作品多流露出贵族、名士的气息，属于追求趣味、性灵的一派。
尽管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月派诗人，但她无论是早年经历，还是后来的创作风格，都与这个团体的许多重要成员有相同之处。抗战爆发后，她真正走到了“窗子以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经历，使她“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她的艺术天赋、她的创作激情在对古建筑艺术的研究中寻求到了庇护，她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展示———文艺和哲学、科学和工程技术、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因此，即使在李庄这样封闭、清苦的环境里，她仍然还能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和丰满。
抗战第六年
随着１９４３年的到来，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长时间蜗居一隅、封闭单调的生活，长时间贫困短缺而无望的日子，使居住在李庄的人们再也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在这里避难的研究人员及他们的妻子，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争吵不休。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做着学术研究的人群在令人绝望的处境中，变得困兽般的暴躁和易怒，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导致撕破脸皮的愤怒和谩骂。他们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争执、冲突时有发生，他们的到来使物价高涨，当地农民对他们满怀敌意。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把安阳出土的甲骨成箱装运到李庄时，当地人都传说这是一群吃人生番，拒绝把这些箱子挑上山去。
徽因家里的日子也不太平。徽因的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许多事情她做不了，可她又看不上请来的女佣。她总是在女佣做事时去干涉指责，为此徽因常常和母亲争吵，吵过后又常常自责和后悔。她知道，母亲很寂寞，母亲在这里惟一能交流的人只有自己。可自己既不能接受母亲的观念，又不能忍受母亲的唠叨，因此，她们之间只要开口说话，就会伴随着争执。
思成最近的心情也很不好。营造学社因经费短缺，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思成的老友、学社的骨干刘敦桢为了全家的生计，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刘敦桢为人沉稳，责任心强，学社的许多事情思成都很倚重他。如今他要走了，思成的心很沉很沉。
夜凉如水，一灯如豆，在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思成与刘敦桢促膝长谈，谁也不愿意离去。自１９３２年共事以来，学社从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他们一同走过那么多路，吃过那么多苦，有过那么多艰辛和欢悦的时刻，这一切点点滴滴记录着他们的人生追求，１１年是他们最好的年华。说到伤心处，两个男子汉忍不住失声痛哭。
刘敦桢走后不久，另一位学社的同事陈明达也为生活所迫，告别了学社，到西南公路局就职。
１９４３年春天，李约瑟博士来到了李庄，他的造访使单调枯寂的李庄生活短暂地兴奋了几天。
李约瑟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以热爱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闻名。抗战期间，他是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这些机构的研究领域，都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他到学社时，还去看了徽因。
在李约瑟博士到中央研究院作讲演的会场上，梁思成以他一贯不动声色的幽默风趣，成功地使平素有隙的中央研究院的两位著名学者陶孟和与傅斯年当众握手言和。研究院的学者们开玩笑说，应该授予梁思成诺贝尔和平奖。
李约瑟透露，他离开李庄将前往昆明，代表英国有关机构帮助西南联大的中国学者，商讨中英科学家合作的有关项目。国际社会关注着中国，西方各国在中国混乱的战时都加紧了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
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这时期也来到了中国，他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助理的身份，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职。他在美国乘飞机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和埃及到达印度，然后飞跃“驼峰”抵达昆明，在昆明短暂停留后，飞到了重庆。
完成中国建筑史
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位于重庆上清寺，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来这里投宿的都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可几间大房子里一张挨一张地摆满了帆布行军床，房间的地上乱糟糟地扔着橘子皮，跑来跑去的孩子和各种喧闹的声响，使这里看上去更像个难民营。
分别七八年后相见，又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两位老朋友格外激动，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久久不肯松开。费正清这时已经是美国华盛顿政府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而梁思成尽管显得很疲倦瘦弱，体重只有１０２磅，但在费正清眼里，他却“具有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矜持和魅力”。
费正清想立即去李庄看望徽因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老朋友。
思成告诉他，从重庆到李庄乘船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行程时间和改善交通方式，船也不按班期运行。如果费正清确定了到李庄的日期和船只，可以先打电报通知一下，尽管说不准电报是在这之前收到还是之后收到。
费正清由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伴到了李庄，他在路上患了感冒，到李庄的头几天一直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床隔着一间过厅。思成则在两张床之间忙着量体温拿药品。费正清目睹了梁家的困境，看到了失去了昔日美丽容颜的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他们在这样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费正清被深深地打动。他想起前些日子在昆明看到的情形：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博士显得精疲力竭；金岳霖严重的神经衰弱，视力锐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荪等人都处境不佳，而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回到重庆后，费正清立即着手进行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学者的三年计划。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指出，清华的教授及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学术界各领域人才，是中国学术界中的精华，是美国在中国的有形投资。但是，他们正经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国民党政府腐蚀一切的道德低下和使社会丧失活力的通货膨胀置他们于令人绝望的境地。所以，他吁请美国政府进行干预，帮助他们，他认为“这种干预是合乎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需要的”。
此时，思成和徽因迫切需要费正清帮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们绘制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８０幅图做成微缩胶片。这样，首先保证了出版之前这些正规的、耗费了他们大量心血的绘图至少有一套复制品；其次，在这战乱频仍的年头，微缩胶片便于携带和保管。他们可以随身带着，期待着战争结束以后出版他们的著作。
这件事对费正清来说并不难做到。他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协助执行中美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机飞越驼峰限制重量，各种出版物的往来都必须以微缩胶片的形式运送，费正清专门从美国雇请了一个技术助手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在这部著作里，营造学社１２年来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考察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全书共八章，梁思成把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分为六个建筑时代，并对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和论证。
保护东京奈良
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融入了徽因的心血。徽因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缺乏思成的严谨、细致和耐心，但在融会材料、描述史实的过程中能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审美的启示。思成的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