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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发前，思成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
徽因２０年代在沈阳与梁思成一起经历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白手起家的全过程。如今，虽然她没有在清华担任教职，但她视建筑系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义不容辞地帮思成做了许多工作。在建筑系成立和运转的初期，她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建筑系刚成立，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不够丰富，徽因把自己家里的书推荐给年轻教师，由着他们挑选、借阅。梁家的藏书成了建筑系的财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谁都可以到梁家去借书看，那些珍贵的善本书、绝版书，整天在系里传阅。徽因很开心，她认为这些书被充分利用了，总算体现了它们的价值。
翻着梁先生和林先生的藏书，一位年轻的助教感叹如今他们的薪水勉强只够糊口，连想也不要想用这点钱去购买外文原版的专业书。
有人打断他道：在如今的时局下，清华教师的待遇就算是不错了，没听人说吗？“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日子，又有北大、师大的年轻教师或者设法出国，或者设法往清华、燕京调动，哪怕舍弃原来所学的专业。
听到这里，徽因对他们说：“还有句话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北大大，清华清。’能在清华、北大做事，就值得珍惜。当然，前提是不能被饿死。”
徽因虽然足不出户，但作为家里的主妇，她知道如今物价飞涨，时局维艰。大米由他们刚刚回到北平时的９００元一斤，涨到了２６００元一斤，常听说有学生在食堂门口典当衣物。
徽因组织建筑系一些人成立了工艺美术设计组，他们承接了外边一些活儿。徽因用所得收入购买了颜料、纸张、文具，供建筑系生活困难的学生使用。
建筑系的年轻教师喜欢来林先生家，他们在这里无论是请教教学中的问题，还是谈生活、谈艺术，都觉得精神上十分放松和自由。而且，和林先生谈话是那么有意思，在那一时刻会忘记现实世界的烦恼和喧嚣，心里感到纯洁而安静。
那天，几个人来徽因家还书。一位年轻助教谈起了他刚读过一本关于文物保护的著作，他说：“西方文化之所以从古至今发展得比较均衡，与他们从来就重视维护、保护古代艺术分不开。”
生命岁月所剩无多
徽因摆摆手说：“其实这只是人们的想当然。１９世纪以前，西方古代艺术被毁坏是常事，幸存下来的多半是靠工料的坚固或命运的偶然。直到１９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兴起了艺术考古热，保护古代文物包括古代建筑的意识才由此而大兴。听说，这次遍及欧洲的战场上，盟军各部队里，都跟随着文物建筑方面的专家，以指导军队保护占领区的文物建筑。我国在这方面一直缺乏研究，欧洲也是近代以来开始重视的。”
“将来中国肯定会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另一位年轻人说，“如何谈得上保护和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呢？”
“一个东方国家的城市，如果在建筑上完全失掉自己的个性，至少是文化衰落的表现。近几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在建筑上大多模仿欧美的商业城市建筑，这种建筑看不出多少复兴中国文化艺术的迹象。
“艺术创造不能脱离以往的传统，艺术上的发展创新也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即使接受外来艺术的影响，也仍然要表现出本国的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唐宋的寺塔，都是来源于印度，但由于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就形成了中国的风格。如今，在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材料的基础上，怎样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的确值得当代建筑师好好探讨。哦，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梁公多么讨厌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一次我们去江南，那里是著名的风景区，可就在景区的一边，盖起了一幢火柴盒子式的大高楼。这位梁先生认为它破坏了整个景观，一直背对着那幢建筑，不愿意扭过头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林徽因也笑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她有些气促，她勾着头，尽力平息着咳喘。年轻人这才意识到，林先生是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抱歉地道了再见，一一离去。他们想不到，一旦他们走后，刚才还滔滔不绝的林徽因就会呻吟着躺下，浑身冒虚汗，半天喘不过气来。即使如此，待到下次家里来了人，她依然如同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她仿佛是以此作为补偿，为自己无法挽留、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
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
每天夜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次次地剧烈咳嗽、咯痰、喝水、吃药……她憋得气喘吁吁，生怕吵醒了熟睡的亲人。她常想，也许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要是那样倒也痛快。这样长时间无望地挣扎，真是太折磨人了，只有她自己知道，当肉体背叛精神、当生命一点一点被凌迟的痛苦。
她眼睁睁看着窗户一点一点发白，室内一点一点亮起来。女佣进厨房了，母亲小声地说着什么，孩子们走动着，屋内充满了清晨忙碌的声音。这时，她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照进了她的房间，橙黄的光铺满了窗前的写字台，文竹疏疏落落挺拔多姿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徽因醒了，四周一片寂静，光线麻酥酥地扎着眼皮。她轻轻地眯起了眼睛，享受这宁静的时刻。她觉得生活的渴望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心中，生命的活力又渐渐地回到了她的身上。
在长时间卧病的日子里，徽因对人生、对生与死已想过无数遍。
《人生》是她写于这时期的诗，在这首诗中，她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
活着有多么好
１９４７年夏，思成得知徽因病情加重，医生建议她手术摘除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他真正着急了。眼下对他来说，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比一切事情都更为重要。好在他在美国的主要使命已基本完成。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已结束，耶鲁大学的课也基本上完，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赞同的尼迈亚设计方案正在获得多数支持。给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购的书籍资料也已经安排好了船运。他收拾整理着回国的行装，购买了一些送给家人的小礼品，这些礼品大多是些美国家用小型电子产品。
徽因一直发着低烧，因为发烧，医生建议手术时间后延。尽管建筑系的诸多事物缠身，思成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徽因。思成的归来使徽因喜悦而心安，她感觉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她发现，这么多年来，她每次病情加重的时候，都是思成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思成，思成诙谐地笑道：“那当然，我是林小姐最好的私人护理和心理医生嘛！”
初秋的天蓝得纯净，阳光依然绚丽，但已消失了热度。徽因有许多日子没有出过门了，星期日，宝宝和小弟都在家，思成建议孩子们陪徽因出去走走。徽因和孩子们商定去颐和园后，思成给徽因雇了一乘负责往返的滑竿。
颤颤悠悠的滑竿一直把徽因抬到了颐和园的后山。
头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爽而通透，四下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再冰和从诫一左一右护佑在徽因的滑竿旁，他们快乐的说笑声感染着徽因。徽因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美好的景物和亲人的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一样富有，她为自己拥有这一切而心怀感激。她感激思成如此体贴，答应她做这些被大夫视做“不必要”的活动；还有老金，陪着思成看家，鼓励她出来散心。她感激这晴朗的秋日和这动人的风物景致，使她暂且忘却了缠人的病痛。她深情地眷恋着这一切，正是这一切，让她感受到活着、生活着有多么好！
“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徽因自己说：“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
从美国托运的行李终于到了，思成得意地向徽因和家人展示他精心挑选的礼物。
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调侃思成的礼物和这些礼物给她带来的快乐：“……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来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变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思成打开了那台录音机，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许多朋友的问候。让全家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播放出来的这些声音全都失了真：“……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手术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前，许多人来看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他们之间的了解到了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们宽慰着徽因，嘱咐着徽因，但又都揪着心：徽因的体质那么弱，她能承受这样的大手术吗？
徽因却显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样和朋友们开着玩笑，关切地问询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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