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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迅速组织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在这本厚厚的手册中，梁思成在故宫、敦煌、云冈、龙门、孔庙等古建筑的条目下加注了四个圈，大家戏称之为“四星将”，其次是三个圈的、两个圈的、一个圈的。全册总共四百五十多条，重点加圈的近二百条。每个条目下都附有该文物建筑所在的详细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以及意义和价值。
林徽因对全册的条目一一审核，并在扉页的说明中特别提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保护文物之用。”
“简目”发到了解放全中国的广大指战员手中，和军事地图一起，成为他们的作战必备。这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文物保护举措，也是最早的有关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运动。
长年征战南北、身披弹痕和征尘的军人，第一次把自己指挥的战斗与文物、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作为胜利者、征服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许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身居高位，走遍万水千山。可当他们回想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争岁月时，还会深情地怀想起某个地方某一处在自己的炮口下保留下来的“古迹”。
全国解放后，这本册子经修订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目录》，由国务院颁布。它为全国各地的文物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１９４９年３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
１９４９年５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
１９４９年８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旗、国徽评选审查委员会委员。
１９４９年９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１０位教师，接受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任务。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当天傍晚，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奠基仪式。梁思成、林徽因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林徽因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她被聘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主讲《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专题课。她成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疾而不容分说，这些荣誉和“头衔”的获得，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但这又不能不让她讶异而感动。
更让她感奋的是，终于盼到了一个理想时代的到来。
引领中国进入这个时代的新政权，允诺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荡涤一切黑暗和丑恶，让广大民众过上好日子，让受尽屈辱的国家重新站立起来。
她怎能不欢欣鼓舞、倾心拥戴呢！
再冰南下
作为建筑师，徽因和思成特别欣慰的是，古老的北京变得从未有过的整洁和清新。城墙旁，护城河畔，堆积如山的垃圾被清除了，这些垃圾有的已堆积了几十年、几百年。污水横流、恶臭扑鼻的龙须沟，烂泥塘被填平了。街道、胡同平整一新，干干净净。
徽因和思成通过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认识了共产党，承认了共产党。
不停变化的热烈的生活，是富于浪漫色彩的生活，浪漫的新生活对年轻人具有永恒的号召力。在这一年，徽因、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和她一起参军南下的还有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两个年轻的姑娘头戴军帽，身穿缝制粗糙、宽大不合体的军装，腰里束着军用皮带，在清华园里和她们的家人告别。张奚若夫人一直默默地抹着眼泪，两个姑娘却顾不上伤感。她们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这身崭新的装束而自豪，这是她们告别旧有的一切、迈向新生活的标志。心中的依恋之情被跃跃欲试的向往所取代，对未来的憧憬冲淡了离别的忧伤。
从诫跑来跑去为她们拍照。正是春天，园子里满眼新绿，生机盎然。年轻人脸上的微笑明净而纯洁。
这一年，从诫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原本报考的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这是他自己的愿望，也是思成和徽因的愿望。可是他的考试成绩差一点不够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录取分数，他被录取到了北大。无论是梁思成还是林徽因，都没有想过把从诫破例录取到营建系。
１９４９年秋，新学年开学了。这是梁思成实施新教学计划的第二年，《文汇报》发表了他的《清华大学工程院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草案中体现了他的建筑教育思想：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学习西方，但不局限于西方。教学计划中，现代与传统、现实与历史、工程与艺术、理工与人文各门课程结构合理，融会贯通。
１９５０年４月，是清华大学建国后的第一个校庆，各院系有许多纪念庆祝活动。建筑系当时在新水利馆楼上，校庆期间展出了城市规划课程设计，学生的雕塑作业和美术作业，还有高庄先生设计的工艺品、李宗津先生的油画。参观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很想去看一看她的学生们的成绩，可她却没力气上楼梯。学生们为了满足她的心愿，让她坐在藤椅里，把她抬了上去。
林徽因在展出场地停留了很长时间，她细细地审读学生们的作业，高兴地称赞、点评着。城市规划设计尤其让她兴奋，设计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指导思想，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的尊重。
出口处的桌子上，有摊开的意见本。许多人赞扬建筑系的展览让人眼界大开，也有人写道：“看了这个展览，不明白建筑系是干什么的”，“集空想之大成”。
帮助沈从文
这些意见让林徽因感到生气，她不快地说：“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艺术，他们大概认为，建筑就是盖房子吧。”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建筑教学和课程设置充满活力，富于远见，在当时全世界相同学科中处于领先行列。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其独到的价值。可是，这个教学计划在１９５２年终止了，那一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向苏联的全面学习和借鉴。
听说小同乡林洙和系里的年轻教师程应诠快结婚了，徽因把林洙叫到家里，拿出一个存折说：“这是早年营造学社的一笔专款，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的生活学习的。”她让林洙拿去，需要多少取多少。
徽因知道他们双方的家都不在北京，个人又没什么积蓄。
林洙脸涨得通红，不知说什么好。徽因又说：“不要紧的，这钱你先借用，以后再还。”她把存折交给了林洙。
当林洙去取钱时，发现存折上是梁思成的名字。徽因解释说：“学社的钱当然要用梁思成的名字啊！”
林洙说到还这笔钱时，林徽因却说：“营造学社已经不存在了，你把钱还给谁呀？快别提这事儿了。”说着，林徽因又拿出一套自己珍藏的清代官窑青花茶具送给林洙作为结婚贺礼。
其实，林徽因的谎撒得并不高明。稍微细想就会明白，以思成、徽因的为人，怎么可能拿营造学社的“专款”随便送人？再说，营造学社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哪里又有什么“专款”？
徽因不想让林洙再谈及这个话题，便说起了头天晚上去大礼堂观看演出时的情形。
听说解放军文工团来清华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徽因从未看到过这种戏剧形式，她很想去看一看。晚上天气冷，思成和朋友都劝她算了，可她坚持一定要去，思成只好拿条毛毯跟随着她。可是，没等走到大礼堂，她就咳喘得上不来气。“得了，得了。”她说，“自己看不成倒也罢了，别影响周围的人看不好。”计划了一天的行动只得作罢，说到这儿，她自嘲道：“你瞧瞧，多狼狈！”
提起沈从文，林徽因的心头就有些发紧。
前些日子沈从文一直住在清华园，徽因和思成把他从城里接出来，让他脱离开城里的环境，安心养病。
沈从文病得很重。
北平解放时，沈从文下决心留下来，一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正常的教育，二是准备“好好地来写一二十本小说”。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先是被北京大学解聘，离开了讲台；接着，他被称之为“反动作家”，被拒之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外，郭沫若在文代会上指斥他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还有，他行伍出身的弟弟沈荃率部起义后，被错误地判处了死刑。他无法承受这些接连的突变和打击，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眼前出现幻象，耳朵出现重听。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割腕自杀，被抢救过来后，他的精神濒临崩溃。
设计国徽
沈从文来到清华园，有时住在梁家，有时住在金（岳霖）家。虽然病情并没有根本好转，但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徽因很悲哀，她能够体会从文的伤痛。
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承认，就会被抛出去。谁愿意被抛出去呢？眼看着过去的朋友有的戴上了耀眼的光环，有的跌落进黑暗的深渊，有的孤零零地被打入了另册，这一切真的就那么有道理吗？徽因无法劝解从文，因为在别人眼里，她正春风得意。她想用自己的行为表明，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自己的社会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相信有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她相信友情，相信爱，相信除了爱和仁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