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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爱和仁慈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优越的标志。她感到悲伤的是从文的伤痛无药可医，也无人能够分担。她和思成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那伤痛，只期望朋友们无限的温情能拉着他，拽着他，帮助他从无边的心灵苦难中挣扎出来。
沈从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迷狂，开始了向社会回归。他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写文物的说明词，他在文物研究中又找到了自我。他说：“人不易知人，我从半年中身受即可见出。但我却从这个现实教育中，知道了更多‘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惟一的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惟一从人中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
沈从文在改变着自己，林徽因、梁思成也在改变着自己。过去，如果说他们是独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外的“智识者”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愿意跟上时代的变化，做一个随同新生活一同前行的“自己人”。
林徽因像那些女干部一样，剪短了头发，用两枚卡子别在耳后。她还去做了一件月白色的列宁装，穿上身人显得很精干。
徽因忙起来了。自从接受了国徽设计任务后，她的生活就像上满弦的钟表，每天的安排都以小时、分钟计。思成作为国旗、国徽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天天开会，从清华到城里往返奔波。回到家，他和徽因谈论的，也多是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紧紧张张地忙碌了两个多月，清华送审的第一稿国徽设计方案却未能通过。
这天，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人要来徽因家商议修改方案，徽因起得比平时早些。
她和思成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着。徽因身穿一件豆绿色的缎晨衣，越发衬得面容清癯而苍白。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被否定的设计方案。方案以一个白色圆环状的璧为主体，白璧的上面，是国家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璧的中心，是红色的五角星；白璧的四周，嘉禾环抱、红色的绶带穿过齿轮在下方束结。为拿出理想的方案，林徽因查阅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外国资料。她借鉴汉镜的形式，强调了“中国特征”和突出了“庄严富丽”的审美要求。以玉性温和，象征和平，以圆环象征国家的统一，以齿轮和稻穗象征工农联盟的国体。但是，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体现“政权特征”不足。
该怎样在国徽中张显“政权特征”呢？
另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中央美院组成，张仃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们在吸取清华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去掉圆环的璧，增加天安门。
国徽中的天安门
梁思成不同意在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案。他认为，国徽上的图案应是一个国家精神象征的体现，怎么能画上一座古建筑？再说，华表、天安门从来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
张仃被称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他的理由是，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又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仃的意见得到了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
按周恩来和政协的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重新设计国徽方案。
要求明确了，林徽因和小组的人员开始了高速运转。
就测绘、制图这些基础技术的实力来说，清华营建系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梁思成早在３０年代就测绘过天安门和故宫，他们找出了当年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这些图纸分别按百分之一和二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而成。
徽因建议：国徽中，天安门应采用立面图将它程式化、图案化，而不能像风景画。她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增加了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
徽因和设计小组画了无数张草图，一起讨论了无数次。最后他们放弃了在图案中用飘带作为装饰的设想，使图案看上去沉稳庄重。他们还考虑到制作问题，太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在制作技术上存在困难，所以他们放弃了运用多种色彩的设想，只采用金红两色。这是我国千百年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观，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思路越来越明确，方案越来越完善，每一个局部都是推敲了又推敲，每一处细节都是修改了再修改。他们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方案要求完美。
国徽送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徽因和思成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家里，到处都是图纸，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徽因靠在枕头上，在床上的小杌上作图，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下去喘息一阵，起来再接着画。逢到家里来人，她总是用自嘲和笑声来掩饰病痛和不支。
小组的每个人都豁上了。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国徽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生命。
国徽图案制作好了，庄严美丽得逼人眼目。汽车把制作好的国徽模型拉走了，徽因和思成放心地病倒了。
周恩来总理和政协国徽审查委员的面前，摆放着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两种国徽图案。
清华的国徽图案中央，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是五颗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的五星衬在大红的底色上，像是一面铺天盖地的五星红旗；图案的外围环绕着金色稻穗和齿轮浮雕，稻穗和齿轮由大红色的绶带联结在一起。整个图案左右对称，由金、红两种颜色组成。
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图案上，天安门的图像有强烈的透视感，由近到远地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高到低的景象。远处有蓝色的天空、黄色的琉璃瓦和红墙；近处有白色的华表和白色的金水桥。
周恩来审定
面对两组不同的国徽图案，参加评审的委员们细细地比较着，小声地评议着。周恩来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田汉首先发言说：“我认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透视感强，色彩比较明朗。”
许多委员表示赞同田汉的意见。
清华设计小组的代表朱畅中坐在后排，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心慌的感觉。
这时，张奚若站起来说：“我认为清华的方案有民族特色，既美观，又大方。”
也有许多委员表示赞同张奚若的意见。
周恩来注意到了坐在旁边沙发上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四光，他走到李四光身边，手扶着沙发问道：“李先生，你看怎样？”
李四光又看了看两个方案，他指着清华的方案说：“我看这个气魄大，有民族特色。”周恩来又认真地比较打量后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定了吧，大家看怎样？”
这时，多数委员表示赞成清华的方案，认为清华的方案完全符合政协征求国徽图案所提出的三项要求：既有“中国特征”，又体现了“政权特征”，还“形式庄严、富丽”。
周恩来笑着问：“清华的梁先生来了没有？”
张奚若回答：“梁思成因病请假，派了助教来了。”
周恩来把朱畅中叫到清华的图案前指点说：“图中的稻穗能不能向上挺拔一些？”
朱畅中脱口回答：“稻穗下垂是表示丰收，向上挺拔，可以改进。”
周恩来说：“稻穗向上挺拔，可以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嘛。１９４２年冬天，宋庆龄同志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延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她的桌上就摆着几串稻穗。有朋友赞美那稻穗像金子一样，宋庆龄同志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之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当时我就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稻穗画到国徽上去。”
朱畅中回到清华园，夜已深了。思成和徽因还在等候着消息。朱畅中详细叙述了评选过程，他们久久地兴奋着，病痛也仿佛减轻了许多。
重新设计的调整的图案下方标注上了“国徽图案说明”：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出席会议。
大红色的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摆放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徽因觉得心慌、气促。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疾病所致，今天这个会上，新政权要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巨大的幸福感像潮水般地淹没了她，她需要不时地呼吸才能透过来气。
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凝聚着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而更令人激动呢？
会议开始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一阵眩晕袭来，眼泪夺眶而出，林徽因虚弱得几乎不能从坐椅上站立起来。
深爱北京
苏联专家来到了北京。
苏联专家组组长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营建系，送给梁思成一套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梁思成勉强听得懂他喉音很重的发音，他们可以用英语对话和交流。专家说，苏联建筑理论的核心，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当谈到新中国的建筑时，专家强调，一定要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这与梁思成一贯主张的尊重传统、注重建筑的体形环境的思想是相通的，思成听了当然高兴，专家也十分高兴，提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画了个飞檐翘角的大屋顶。直到握手告别时，思成才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