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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寅的两部新著中也并非没有小的失误与可商榷处。比如，在《征略》中作者认定王渔洋自编《阮亭诗余》在顺治九年，而在《诗坛》中又指定为顺治十一年，不相统一。笔者以为，现存《阮亭诗余》收有作于顺治十三年的《满江红·同家兄西樵观海》一作，又同书丁弘诲所作序中提到顺治十二年事，恐怕成书年代当更晚一些。另外，《诗坛》一书中认为，由渔洋倡导宋诗导致了以宋诗精神为骨干的清诗面貌的形成，这是一个创见，但如何估价神韵诗学在清代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方面似乎阐述不够。构筑综合性研究体系，出现个别的不周之处是在所难免的，相信蒋寅在进一步拓展他的研究计划时会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从而带给学界更加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衷心地祝愿并期待之。
（原载《文学评论》第2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2节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萧虹
自1985年“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构架提出以来，“重写”文学史、编撰文学史教材的热情高涨，出现了不少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著不下三百部。如何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突破先前的述史方法，编写一部富有新意又兼具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的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周斌两位教授在该学科长期的思考研究和多年的教学经验积累中，以科学的文学史观为指导，牵头、组织，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一书，成为文学史教材编著领域的又一重要收获。这部八十余万字的教材，不仅以翔实饱满的史料、富于创见的体例、深稳精当的论述受到教师、学生的欢迎；两位教授就文学史写作，提出应具有的“长河意识”、“博物馆意识”，更引起学界对编著文学史的方法论的思考。笔者认为，本书突出的学理价值和学术贡献在于：编著者能按整体性思路，将中国现代百年文学从时间、地域、文化、文体等层面一体贯通；以主体性眼光，融入最新研究成果，将未得以足够重视的电影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凸现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从传统纵向和域外横向两个维度，关注二十世纪文学的中外文化渊源问题，探索开放型、立体式的文学史架构。
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力求创新与超越也是文学史再次述写的指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编撰模式和体例上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其成功尝试的基点就在于彰显了“整体意识”，采用了富有创新意义的“一体贯通”的结构范型。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彻底打破以往文学史的格局，废除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从而使百年中国文学得以形成真正的有机整体。以时间为纵轴，以文学思潮、运动、社团、流派、理论批评和按文体划分的作品为横轴，构成二十世纪文学史坐标，条块结合，清晰可辨。并且通过坐标体系可以把握到每一块的发展流变轨迹，预见出一定的发展态势。例如，本教材用三章来勾勒、展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创作情况，以时间为维度，通过比照，学生可以感受到各作家创作风格的差异，体察到不同时期小说创作方法和倾向方面的变化。这样，从个性和共性层面，能有较为统一的认识，而非生硬的分割。
其次，本书也打通了地域之隔，将台、港、澳文学与大陆地区文学看作共生共荣的整体。编著者的眼光显然开阔而敏锐，看到了长期存在于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缺失：出版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是较少有台港澳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时至新世纪，作为一部通史，摈弃地域差别，冲破中心与边缘的藩篱，显然具有创见。本书特设台湾文学、港澳文学专章，介绍各自的文学创作及其流变轨迹，揭示中外文化的渊源问题，且详略得当、点面结合地设立专节，将台湾、港澳地区在诗歌、散文、小说、话剧、电影领域的创作和突出作家作品予以考察、评析，以期满足文学爱好者的兴趣，并给文学研究者提供鸟瞰式的图景描述。随着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文学对话的日益频繁以及相关作家作品更多为大陆的读者所熟知和喜爱，横隔在地域间的差异将逐渐消除，这必将有助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找到新的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再次，本教材不仅在宏观的时空上一体贯通，在微观的个案研究方面也用“整体性”眼光予以观照。由于先前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同一位作家会被“拦腰”切割成几部分来论述，故而学生接受到的信息是零碎的，很难把握该作家的全貌，更奢谈感悟该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变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将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艾青、张爱玲、沈从文等众多大家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整体来述写，对于鲁迅更是特设专章，以使学生能全面了解到他（她）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以及他们个人命运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变化，引发深入思考，而非纯粹的接受，这更有助于大家从文学本体性的规律、审美角度出发去获取最直接的感悟和进行学理层面的考察。
同时，编著者依据整体性的原则，在文化、文体层面也力求予以全局性的观照和全景式的描述，这将在下文加以阐释，此处不复赘述。
如何处理好文学史写作中历史性与主体性的关系，是每一位著史者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这也决定着文学史的品级和生命力。唐金海、周斌两位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不仅尊重文学本体规律，同样也延承了文学的自由创造的精神。全书既符合学术规范、充溢理性色彩，也弘扬了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渗入了述史主体的创见，呈现多声部的复调特色。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忠实审美规律，尊重文学客观性的基础上，融入主体的见解，重视高雅与通俗文学的共存空间。以往的大部分文学史研究采取一元化的方式，侧重对经典作家、高雅文学的研究，未将拥有较大读者群的通俗文学纳入述写范畴，然而无论是从文学的接受者角度，还是尊重文学内在审美规律角度出发，都没有理由忽视这一领域的作家作品。本书辟出专章，从文体角度切入，对通俗小说的研究成果融入文学史中，对那些曾遭新文学作家批判的通俗小说家进行较为公允的评述，对通俗小说的叙写模式、文化意义等有所观照。另外，将如张恨水等被遭冷遇的作家，列为专节，在台港澳文学中的通俗作家作品方面的用力也颇深，可见编著者的选择眼力和取舍尺度。
其次，将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放在他们所属的民族文学框架中加以论述，以期扩大阐释空间，还原文学的鲜活性。本书将老舍、沈从文、张承志、沙叶新等放回各自所属民族中进行观照，这不仅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多元共同体，也体现出编著者出于对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的考虑——文学史不可能终结，文学创作不可能穷尽，少数民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如此将产生新的研究视角。本书还论述到相当重要的一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同样也有中外文化的源流问题，也与域外文化有互融互渗的现象，如此，有助于使研究的方向多元化。
再次，在甄选、研究大量史料后，将电影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来论析，凸显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开启一个新的空间。从文体角度来看以往的文学史，往往将百年的小说、诗歌、散文花浓重笔墨加以述写，对话剧文学也费墨点染，惟独对于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成熟的电影文学样式有所忽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一大贡献就是分专章节介绍电影创作的情况，展示创作流变轨迹，将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电影家加以论析，并且对于在中国电影史上较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作阐释。此外，将在少数民族、台港澳地区的电影人和在电影史上占相当重要地位的作品特设专节来详述的思路无疑也是可取的。
客观地审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并试图揭示百年中国文学的规律，也许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真正实现，如同我们今天来追寻、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和内在的规律，显得更为容易和冷静。然而，只要述史者从动态的文学特征层面思考，用开放性、多元性的研究方法，所揭示、总结出的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些许规律也会为人们乐意接受。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考察各文学现象时，把研究对象与纵向的传统文化、横向的域外文化相整合，并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总体框架中，无疑是颇具科学性的做法。
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影响下不断更新重造的本土民族文学。因而在展示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其源流问题。作家作品也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本书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创作规律时，注意到古代小说文体特征、塑造人物方法方面的影响，也捕捉到现代小说对传统叙事的变革；在揭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特点时，肯定了现代散文与中国散文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受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文学观念、创作思想方面的；又有生活态度、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