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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渐成系统的外国翻译为小说实践提供了较多理论依据和可资借鉴的范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作家也有意识地向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融合古今中外，使小说叙事在结构、视角、手法、语汇、语调等方面，都表现出开放性、宽容性与融合性，逐渐变得更加丰富也更为纯熟。如作者在“为巴山蜀水作传”这一章中谈到“李人能够创作出如此规模宏大、面貌一新的历史小说，首先应该溯源到中国的史家传统，尤其是巴蜀重史的文化积淀。其次，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左拉、福楼拜等人的自然主义小说、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打开了李人的艺术视野。李人从中外文化、文学中广博地汲取营养，加上自身富于悟性与才情的熔铸、坚持不懈的探索，促成了历史小说从古代品格向现代品格的转换”。又如著者认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路历程的律动、意象意境的创造等方面来看，像是一部心灵史诗，这一点与《离骚》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充满新意的论述，在本书中不乏其例，确实启人思考。
其次，著者有意突出作家及其小说世界的生命感。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所谓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这种叙事特性决定小说的侧重点在于表现特定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展现某些生命个体在相应的时间流程中的人生履历。通过叙事要告诉读者某一事件的起讫点及中间的转折，是对许许多多的人生经验的组合和排列，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生命感的过程。在这些小说中蕴含着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传达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和对人生的理解。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研究的是人的灵魂，是生命的历史。萧红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她以“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底层社会生存的艰难与痛苦，表现了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萧红悲怆的命运和她的创作交织成一曲充满魅力的生命乐章。因此著者在论述时将萧红的生命流程及其作品融聚在一起，进行分析论述，透过萧红的经历发现她的作品蕴藏的深意，反过来又使读者从她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特异的个体生命。
三四十年代文学景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著者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人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在细读原作的基础上，著者从对文本的艺术分析人手，抓住各个作家独特的意象、感情等典型现象予以细致深入的解读，努力凸现其各自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进而说明他们在小说史上不同的成就与贡献。
比如，著者在“苍凉的月亮”一章里着意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在古人眼里，月亮之于女性，不过是‘他者’，望月神伤，对月抒怀。月亮是对象物，是媒体。而在张爱玲看来，月亮之于女性，固然有时作为‘他者’，但更是其自身，因此她才努力发掘月亮这一象征符号所积淀的女性内涵，让读者从她笔下月亮的阴晴圆缺，对女性的命运，性格乃至多重本质，可以重新体认、感悟与思索。”著者在论及端木蕻良小说时谈到，精心营构意象并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是其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他从自然、社会、文化等广阔的天地采撷具有特色的事象，加以富于智慧火花与艺术灵性的熔铸，在作品的语境中，形成了鲜明生动而意味深长的丰富意象。他所创造的意象分为自然意象和社会文化意象。在诸多意象中，有单独的意象，也有复合的意象群。意象的精心营构、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功能、拓展了艺术空间与意义空间，与此同时，也加强了艺术表现力，丰富了文体魅力。该书设计的每一篇章都有对一位作家的单位意象和个体观念的精彩总结，写出了各位作家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色彩鲜明、意蕴各异的艺术世界，从而揭示三四十年代小说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再次，以“荆棘上的生命”为题目，在于隐喻三四十年代小说作品充满野性与灵气的生命力。三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特殊文化氛围和特异地域环境孕育出一批生机盎然、充满诗情画意的原生态小说。沈从文这一生长在湘西沅水流域的自然之子，天性本来就富于幻想，再加上深受家乡那些与自然山水融合的风俗的熏陶，更容易萌生他对原始生命之美的特殊感应。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世间万象，以湘西山水的野性与灵气创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边地世界”。东北作家群则以雄厚的笔调描绘了关东旷野，粗犷雄强里蕴蓄着亡国的愤懑与被奴役的屈辱。还有四川乡土作家笔下的巴山蜀水，崇峻与明丽中交织着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阴郁。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丰收期。这一阶段的小说绚丽多彩，引人入胜，意蕴丰富，耐人寻味；作家的创作道路坎坷多姿，在艰难中求索，在曲折中前进。面对三四十年代小说这块丰沃的文学园地，研究者将如何立论，如何取舍呢？
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断想》中说：“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它的规律是渗透到现实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形式体现的”，因此“文学史要求通过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这段文字至今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著者精心选择了茅盾、老舍、巴金、李人、张恨水、沈从文、丁玲、张天翼、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张爱玲、赵树理这十三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写成这部由作家论组成的文学史著作。行文中注意各家各篇之间的呼应与比较，将它们按历史顺序排列组合，较为完整地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历史面貌及其发展线索。作者选择这些作家，是考虑到他们所具备的典型性。如著者所言；茅盾、丁玲、张天翼、端木蕻良、赵树理，代表了左翼及其余脉贴近社会现实、关注人民命运的创作倾向，也能够反映出白色恐怖下左翼作家艰难的生存困境。其中每一位作家，又各具鲜明的创作个性：茅盾堪称描写社会历史场景的大手笔；丁玲显示出“五四”精神哺育的年轻女作家由个性家园向社会原野的迈进，并带有由浓而淡的女性主义色彩；张天翼冷峭的审丑在视野的选择与犀利的讽刺上别具一格；赵树理以其问题意识之强、表现社会现实的迅捷与切合农民审美需求的执著追求，在根据地文学中最为突出；老舍小说的平民意识、“京味儿”特色、幽默风格与语言建树，都是现代小说的一大景观；巴金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激情文学的魅力，而且可以反思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合效应，决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政治判断所能奏效。著作对其他作家也不乏精彩的论述，在此不一一列举。
著者为了使分析从容、深入一些，在典型现象选取的幅度上不得不有所牺牲。这也给本书留下了些许遗憾。作者自述，在最初拟定的计划中，列入章节的作家还有蒋光慈、柔石、叶紫、沙汀、艾芜、萧军、骆宾基、萧乾、施蛰存、穆时英、钱钟书、师陀、徐讦等作家，但限于篇幅只好割舍。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未能充分地展开探讨，如海派、新感觉派等流派，历史小说、诗化小说等文体及小说理论与批评等问题。
《荆棘上的生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是秦弓先生又一部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著者的写作历时三年之久，终成此书。从字里行间，可以见出著者的学养、眼光以及严谨、求实的学风。著者在本书结语中说：“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成果与经验、教训与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已经显示出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于未来的文学来说，也将成为促进或制约其发展的潜因。”因而，本书的论述，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将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5节 现代汉诗谱系的历史建构
现代汉诗谱系的历史建构——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赖或煌
20世纪中国诗歌纠结着复杂的问题，诸如与近现代民族国家追求现代性的纠缠，和现代汉语发展的关联；以及它为营建自身的文类秩序过程中与新的象征符号的磋商对话，等等。如何面对这种矛盾的、“复合”的和流动的诗歌现实，既对历史抱着同情的态度又坚持清醒的反省精神，通过有效的研究方式，彰显和澄清百年中国诗歌的重要问题，是对诗歌研究者最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王光明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有效地回应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作者从诗歌的本体立场出发，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三者互动中，富于洞见地“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生成结构”，敞开了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中的问题与可能，为人们的观测和反思中国诗歌的百年求索，搭建了一座不可或缺的平台。
王光明是从对习常的“新诗”名称重新命名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