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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之有效，那就是使用蚊帐，在早晨与傍晚蚊子比较猖獗的各半小时里呆在蚊帐中。但不幸的是，在很多热带国家，那段时间内农村贫穷的人们正忙于户外劳作而无法呆在蚊帐里。
将来某一天很可能会发展出抗疟疾疫苗，它们甚至可能完全消灭各种形式的疾病，但那时又会产生另一种难题：那些由于有疟疾流行的危险而得以保护下来的重要野生地区，容易被人们进行不明智的开发。显然，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分析这一表面上很简单的例子，为的是由此揭示它的一些复杂性。在技术向降低对环境影响方面转变时，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出现类似的复杂性，不管是工业生产、矿物开采、食物生产或能量生产都是如此。像国防工业向民用生产转变一样，技术转变需要财政支持以及工人的再训练，因为一些就业机会将逐渐消失，而另一工种的就业机会将被开辟出来。应当建议政策制定者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转变视作相关的挑战。因此，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应当被认为与禁止砍伐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成熟原始森林一样重要。而且，当社会试图减少对人类健康有害物品的消费时，不管是合法的，如烟草，还是非法的，如可卡因，也会存在同样的政策问题。然而，从需要这一角度来讲，三种转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问题。在化学武器的情形中，主要的挑战是要说服政府不再定购这样的武器，探查出并毁坏已有的库存品。在药品情形中，主要是愤怒与争执的问题。在技术向低环境影响型的转变中，问题在于发展与使用较易控制技术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经济转变的问题。经济转变如果空气或水在经济事务中被视作免费物品，那么污染、竭泽而渔，也就算不上是经济损失；相关的经济活动于是以牺牲环境与未来的方式来进行。几个世纪以来，权威人士试图通过禁令与罚款来应付这种问题，但那些处理方式常常达不到目的。现在，某些地方正尝试大规模运用规章制度的方式，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对政府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还是或多或少索取恢复环境质量所需花的费用。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作的外在因素内部化（internalizingexternalities）。通过罚款或其他惩罚方式，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索费形式。但是，虽然内部化成本促使环境质量恢复，或首先就避免它的恶化，而规章制度通常还要求污染者以任何最便宜的方式采取一些特殊保护行动。工业中负责按规定采取措施的人是那些有关的工程师与会计员，不必用官僚进行微观管理。从大部分依靠自然的资本（natural’s capital）生活转向主要靠自然的收入（natural’s ine）为生的经济转变，其主要要素就是试图索取真实成本。虽然索取成本费只是略为胜过规章制度，但它比单纯的口头劝告却肯定要好得多。首先，它减少了模糊性。
假定你的职业是给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颁发绿色奖牌，那么你很快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例如，某种特殊的清洁剂所含的磷酸盐可能低于另一种清洁剂，从而在保证降低湖泊中海藻污染（enthropication，藻类植物增加）方面略胜一筹，但它可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因为使用它洗涤时需要用热水。随着颁奖工作的继续进行，你还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两难问题。如何权衡这样的两种考虑呢？如果至少作这样一个尝试，即向制造商索取费用以恢复由他们的清洁剂所导致的海藻污染，并且如果将洗涤所需能量之费用也清楚地标于包装上，那么消费者可以只凭总的费用来作决策，市场将体现出它们的价值。绿色奖牌就可能变得不必要了。当然，索取真实成本的一个大难题在于如何对它们进行评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到，经济学从未真正成功地处理过质量和不可逆性这样的微妙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产生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于政治范围，并只被当作公众意见问题来处理，但从长期来看，科学肯定也能对此作出解答。现在，最简单的方法是评估补偿所破坏环境要花的费用。对于不可替代的环境破坏情形，有必要采取严格地强行禁止的形式，但在其他方面，质量的持续性则与负担恢复环境所需费用密切结合起来，而质量的定义将由科学与公众意见两者结合来作出。任何索取真实成本计划的一个关键性部分，是取消政府给与破坏性经济活动的补助金。要不是因为有补助金的话，那些经济活动一点也不经济。在由世界各地著名政治家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隆特兰委员会）的工作中，委员会秘书长，加拿大的吉姆·麦克尼尔（Jim MacNeill）指出，要想了解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你必须不仅仅看环境部所采取的行动，更要了解财政部与预算的政策。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破坏性经济活动补助金的根源，而且有时能将它们砍掉，即便存在很大的政治困难。
预算的讨论直接将我们引导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经济会计程序中是否包括自然资本减损。通常它们并不包括这一点。如果一个热带国家总统与一家外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与一笔贿赂金而将国家森林中的树木砍掉一大批，那么国民收支帐户上所显示价格只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甚至贿赂金也同样只有一部分在收支帐上显示出来，如果它在家中被花掉而不是存入瑞士银行的话。但是森林的消失，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与潜在价值的丧失，作为相应的损失无法挽回。而且，不只是热带国家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出卖他们的森林物产，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英属哥伦比亚以及阿拉斯加的温带雨林的命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显然，国民经济会计制度的改革是所有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幸而，实行那一改革的努力在有些国家中已经开始起步了。我们的例子也表明，同重大的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实现经济转变的一个关键要素。对于依靠自然资本生活现象关心程度的另一个晴雨表是贴现率（discount rate）。我获悉，世界银行在为有重大环境影响的计划提供经费时，仍然使用每年10％的贴现率。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未来 30年里一些重大自然资产的损失被打了 20％的折扣。下一代的自然遗产的价值只有现在给定值的5％，如果它真被估算过的话。用这一方法使用的贴现率是对所谓的代间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的一种量度，后者对持续质量的观念很重要。过分地折扣未来等于掠夺未来。如果以某种方式将贴现率的概念推广，那么它也许能用来包括持续性所指的大部分意思。社会转变
一些经济学家极其重视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generationalequity）之间可能的平衡，这也就是对将来之关心，与对今天贫穷人们为了生存而需要利用一些自然资源的关注之间的平衡。虽然当今生物圈某些方面的恶化是由极度贫困的人们在谋生过程中所致使的，但恶化的大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富裕的人们对资源的挥霍浪费。然而，许多情况下，环境恶化与一些大型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些计划是打算用来帮助比如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的。但这些计划实行的结果，如果不全部是那至少常常是相当低效与具有破坏性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大量地方性的小型行动来有效地帮助那些人们，比如以称作微型借贷（microlending）的形式进行。在微型借贷情形中，由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家，其中许多是妇女，提供小型贷款，以使他们开办小型企业，从而使当地许多人能藉此找到谋生的机会。这些商业活动提供的职业对环境的破坏往往不那么严重，并且既能促成代内公平，又能促使代间公平。幸运的是，支持持续型经济活动的微型借贷正越来越普遍。
如果生活质量在人与人之间非常地不平衡，如果众多的人们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或早早地因病夭折，而他们却看到其他数十亿的人们却过上了更舒服的生活，那就很难说生活质量最终会达到持续性目标。很显然，为实现持续性目标，向着代间公平的方向采取大规模行动是必要的。如为持续发展提供微型借贷的情形一样，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之间的协同性更多于对立性。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真正有帮助的政策与那些保护自然的政策之间的相容性，比通常所声称的要大得多。真正对城市贫困人口有益的政策，当然应该包括避免城市环境灾难的条款，也应该包括解决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移民的问题（其中有些城市已经膨胀到难以管理的地步）。事实上，社会转变显然必须包括缓和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一些最恶劣的问题。
如今，比以往更甚的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不考虑国际问题的情况下，处理好同时影响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难题。全球经济的出现就是现代形势的一个主要特征，更积极地参与这一经济的愿望是影响世界各地政府与商业政策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问题的突出性以及快速运输、全球通信与全球环境影响，都意味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性合作对于处理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连锁问题是必要的。这又将我引向机构或管理的转变。机构转变
地区性或全球性合作并不局限于环境问题，或只限于环境与经济事务。维持和平，即所谓的国际安全保障，至少也一样地重要。对联合国来说，组织选举监督或赞助为中止内战而进行的谈判，已是例行公事。“维和”（peacekeeping）行动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进行。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至少这一方法正逐渐制度化。同时，国家间合作还以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