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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继续在布道时对他们大放怨词，竟至于宣称，必得有一千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给送上绞架勒脖子，这败坏的城市才建得起道德和纪律，这便让日内瓦的市民大为失望。他们总算认识到，敢情他们召来的，并不是他们希冀的那个能实现精神健康的人，他们请回城里的人将会给他们的自由镣铐加身，他所实行的强制措施也日益残暴，到头来，他甚至跟自己最为忠诚的门徒也疏远了开来。
几月之间，对加尔文的不满重新盛极一时；因他自吹自擂的“教规”毕竟算上个可欲的梦想，这总比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更加诱人。魅力和浪漫烟消云散，那般昨日兴高采烈的人，也开始低声抱怨。然而，动摇独裁者的声望，得需要显明易懂的理由才行；而加尔文提供这样的理由倒也不慢。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间，一场瘟疫大流行令到日内瓦城惨遭破坏；就在这时，日内瓦人第一次开始对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产生了怀疑。那般传教士高声鼓噪着坚持，每个病人遭到痛苦的折磨，三天之内必得请来个牧师在床侧。现在，一个牧师给传染上了疫病，他们再不肯挺身而出，听任传染病院的患者咽气时得不到精神安慰。市政当局试图找到哪怕一个宗教法庭成员，愿意“造访并安慰隔离病院之不幸病患”，然而徒劳无功。惟有宗教学院的院长卡斯特利奥志愿前往，而他并非宗教法庭成员，故而不获任命。甚至加尔文，也要授意同僚们扬言，他加尔文“实难或缺”，公然坚称“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会整体”。旁的传教士使命虽不及加尔文重要，却同样小心翼翼，置身危险之外。行政会向这般胆小如鼠的牧者呼吁，可是白费口舌。人们直截了当地批评这些传教士道：“这帮人宁可上绞架，也不进医院。”到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加尔文率领日内瓦新教的全体传教士，出席了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丢脸地承认，没人有胆子前往隔离病院，虽则他们明知道，凶险时也该与良辰吉日一样，那是他们服侍上帝最适宜的岗位。
如今，除去领袖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再没有什么更能让民众振作精神。在马赛，在维埃纳，在许多其它城市，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却依然记念那些在瘟疫时尽职尽责的英勇教士。百姓绝不会忘记表现出英雄气概的那些领袖，更不必说紧要关头的种种怯懦。日内瓦人轻蔑地盯着那般教士，对他们大肆嘲弄——这些家伙在布道台上，总惯于要求教众做出最大牺牲；而今要他们做一点牺牲，他们既无准备，也不乐意。接下来是一次减轻民众不满的徒劳尝试——上演了一出臭名昭著的丑剧。依照行政会法令，几个穷光蛋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直到承认自己用魔鬼屎制成软膏，抹在门闩上面，这样把瘟疫带进了城。这样的胡说八道，加尔文非但不去痛加驳斥，还要热切支持这中世纪的骗局，这更让他那骨子里的守旧习气昭然若揭。他甚至做得更损，公开宣称这些“semeurs de peste（瘟疫散布者）”简直坏事做绝，还在布道台上讲，大白天里，便有个无神论者给魔鬼从床上扯下来，投进了罗讷河。他注意到教众们许多绝不掩饰嘲笑的表情，这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忍受如此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在瘟疫流行期间消失殆尽——而这样的信念，又是每个独裁者权力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人们欢迎他返城时的热情成了昨日黄花；一种反抗的精神，在日益扩大的范围里蔓延开来。但加尔文毕竟运气不坏，因这范围纵然日益扩大，却没出现集中的敌视情绪。往往只有独裁者的暂时优势才能集中起来，在积极支持独裁者的人变成少数派以前，如此优势总能使得独裁者的统治稳定无虞。这般支持者有的是好战黩武的意志，这适表明他们的团体组织良好；而其对立面的意志，由各种势力组成，受各种动机推动，绝难汇聚成有效的力量。许多人自是为反抗独裁者的精神所激励；然而若他们的敌视情绪，尚不足以引他们投身统一的运动，实行共同的计划，他们的反叛势必徒劳无益。其结果，是自从首义挑战独裁者的权威，直到最终将他推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加尔文，连同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大量支持他的流亡者，代表了一个独立集团，一个约束严明的意志，一种集中而目标明确的力量。可他的敌手，却杂乱无章地从一切可能的地位与阶层吸收成员。有些是天主教徒，仍然秘密地固守旧日的信仰；有些是贪杯的酒鬼，对于关闭酒店深恶痛绝；有些是给禁止了像从前一样化妆的妇女。另一方面，在不满分子中间，也有一批卓越爱国家族的成员，因穷光蛋骤得大权而火冒三丈，觉得他们才在日内瓦混了几个月，竟便能搞来最最舒适丰厚的位置。于是，反对派纵然人数众多，却将至高最劣的成分兼容并包；只要不满分子们未曾集结力量追求一个理想，便只能无力地嘀嘀咕咕，他们的势能就变不成动能。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的却是一支军队；这是一批松散杂沓的不满之徒，面对的却是组织严明的恐怖——因此，他们自然毫无进展。最初几年，加尔文觉得束缚这些分散的集团，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它们从不能有效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便能将它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执掌了权力的理论家，主要的危险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种分庭抗礼的理论。加尔文这思想家本是头脑清醒，时刻警觉，于是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真正恐惧的惟一对手，是那些智力和道德绝不于他稍逊的人，尤其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这人的智力和道德定然超过加尔文，又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抗那独裁者的精神暴政。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像保留给我们，不幸手法拙劣。他的面容严肃沉思，高高的前额下面，是一双坦率的眼睛。要是叫一个观相家来说，能讲出的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让我们洞悉他性格的深处，然而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依然正确无误地勾勒了出来——便是他的自信与镇静。若是把加尔文跟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看得出这两人精神方面的对立，一如他们长相之不同一样的鲜明。加尔文的面孔一片紧张，表现着痉挛病态的精力，急切无碍地要寻个发泄；而卡斯特利奥的面容，则一派温和自若。加尔文显得狂烈烦躁，卡斯特利奥则是平静安详。显然，这是急躁对容忍，冲动的热情对坚忍的决心，狂热盲信对人道主义。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正如对他的长相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于一五一五年生在瑞士、法国跟萨伏依交界处的多菲内，比加尔文晚了六年。他的家姓沙退隆、沙蒂永或者沙台隆；按萨伏依公国的习惯，或许就叫做卡斯泰里昂，或者卡斯提里昂。他的母语，仿佛是法语而非意大利语，虽则他这两种语言都很流利。没过多久，他的拉丁语便好得叫人叹服——那是在二十岁时，他入了里昂大学，在此彻底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接下来又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卓尔不群，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音乐，起初还靠教授音乐课挣得一点点收入。其后，他写了许多拉丁文的诗歌散文。不久，他又充满了解决当时问题的热情，这在他眼里，比之沉耽于往昔的古典文明更加重要。若是把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便可以看出运动的早期阶段虽则光彩夺目，欣欣向荣，却只持续了很短的期间，惟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几十年而已。在这期间，人文主义者们将其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上面。仅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青年们才会寻求实现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回复，认为这系统的文化足以拯救世界。时过不久，便是在古典学问的信徒眼里，在这一代人的领袖眼里，事情也已经昭然若揭：此时一场宗教革命如同森林之火横扫德国，千百万人受到了波及；而他们宝贵的精力，竟还浪费在阐发西塞罗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上面。在大学里，对于新旧教义的争论多过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论，教授与学生研究《圣经》而非《学说汇纂》。到后来，政治、民族与社会运动吸引着人们；于是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所有青年，都有种无法压制的热望，要思考谈论当时的宗教观念，为这伟大的运动做一援手。卡斯特利奥满心里也是同样的热情，而其个人的经历，又为他这样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目睹烧死异端；那时他的灵魂深处大受震动——一方面因宗教法庭的残酷表现，另一方面则因牺牲者的英勇气概。自此以后，他决意为新的教义生存斗争；在他看来，这教义必同时将自由尊为神圣。
不用说，自从卡斯特利奥在二十四岁时，决意信奉宗教改革的事业，从这一时刻开始，他的生命就面临了危险。一旦国家与体制强行压制思想自由，那些无法忍受暴力凌驾良心之上的人，他们的面前惟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恐怖统治而杀身成仁，这勇敢的道路为路易？德？贝尔坎和艾蒂安？多雷所选择，并导致他们走上火刑柱。不满分子若希冀保持内心自由的同时保全性命，也可以表面屈服，将心里的意见隐藏伪装起来；这便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的策略：表面上与教会、国家和平共处，穿小丑的彩衣，戴弄臣的帽子，灵巧地避开敌手的武器，埋伏起身体放毒箭，以俄底修斯的狡猾，智胜那般野兽一样残暴的家伙。还有第三个办法，便是做个流亡者；一旦在国内，内心的自由遭到迫害蔑视，就设法把这自由带出国，到一个能够无羁无绊地繁荣昌盛的国度。卡斯特利奥生性正直而温顺，便选了这平和的道路。一五四〇年春，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