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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能够无羁无绊地繁荣昌盛的国度。卡斯特利奥生性正直而温顺，便选了这平和的道路。一五四〇年春，就在目睹几个早期新教烈士遭到火刑之后不久，他离开了里昂，成了个传授新教的传教士。
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这与绝大多数宗教流亡者一样，是“propter Calvinum”——为加尔文的缘故。由于加尔文在《Institutio（原理）》一书的序言里面，勇敢地向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这作者尽管相当年轻，那些深受激励的法国青年却已把他当成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这些流亡者像加尔文一样横遭迫害，希望从加尔文学得如何更成功地表达要求，如何更明晰地设立方针，如何完成其毕生的事业。卡斯特利奥对自由的热望，自使他将加尔文视为精神自由的鼓吹者；于是，他成了加尔文的信徒，而且表现得热情洋溢。他急急地赶往斯特拉斯堡造访加尔文；加尔文的夫人在那城里为新教义的未来传教士们建了学生接待站，他还在其中住了一星期。然而期待的接近未能马上开始，因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格诺市行政会去。这样，第一次的接触，两人都未得到收获。但事过不久便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颇深的印象；加尔文刚被召回日内瓦，这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学者便受聘当上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这固然出自法里尔的举荐，然而无疑得到了加尔文的完全赞同。卡斯特利奥做了院长，指导着两个助理教师，还受托到日内瓦郊区的汪多瓦教堂讲道。
卡斯特利奥果然不负重望，他的教学活动取得了卓越成绩。为推进研读拉丁文，让拉丁文更具吸引力，卡斯特利奥以拉丁文和法文对照的方式，翻译加工了旧约和新约当中最生动的段落。此后不久，他薄薄的一本小书，本为日内瓦年轻人写的pons asinorum（解惑津梁），成了整个世界的名作，其文学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或许惟有伊拉斯谟的《Colloquies（对话录）》差可比拟。数百年来，这本小册子一再重印，已超过四十七次之多；通过这本书，成百上千的学生学到了古典拉丁文的要素。在卡斯特利奥的人文主义努力当中，这小书固然不过算副业，纯属偶然产物，然而有赖此书，却使得卡斯特利奥声名显赫。
较之为学校的孩童写一本便利合用的小册子，卡斯特利奥的志向有着更高的目标。他并未将精力和学问费在这种琐事上，而放弃自己熟稔的人文主义。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志在高远，要重践并超越伊拉斯谟与路德崇高的业绩。他决意起码将整部《圣经》译成拉丁文，而后再译成法文。他本国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获得全部的真理；正如通过伊拉斯谟与路德创造性的意志，人文主义者和德国人民获得了全部真理一样。卡斯特利奥怀着独特的顽强和沉着的自信，开始这巨人般的工作。每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尽管白日里还要辛勤操劳，挣来些微的收入好养家糊口。他便这样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计划——为这一计划，他甘愿献出生命。
然而刚一开始，卡斯特利奥就遭遇了决定性的挫折。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出版他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的第一部分。可加尔文不仅管理着心理与精神事务，他也是日内瓦权倾四野的独裁者。没有他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城墙以内就休想有什么书籍能够出版。书报审查制度，乃是独裁统治必不可少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便去造访加尔文——如同一个神学家敲别一个神学家的门，请求他同僚的许可。可人若有独裁者的性格，常发现自己的权力意志遭到所有思想独立的人讽刺，这会令到他们大为不快。加尔文当下的反应便是不悦，好歹没显得面带烦恼。他曾给一个亲戚的法文《圣经》译本写过序言，声称这译本某种程度上类似钦定本——那乃是经官方批准的方言版新教《圣经》。可这年轻人何其“放肆”，竟不承认加尔文批准并且参与其事的版本——这可是惟一经他授权的法文译本呀！卡斯特利奥就等于打算把这版本丢开，自己另起炉灶。加尔文给维雷写信，显然对那小字辈的冒失无礼颇为气恼：“刚听过塞巴斯蒂安荒谬绝伦的设想，叫我好笑又生气。三天前他来见我，请求准许他出版自己的新约译本。”这冷嘲热讽的语气，活脱现出加尔文对于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就不给卡斯特利奥无条件颁发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他提出个附带条件：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
自负心理和自信过度，最有悖于卡斯特利奥的性情。他绝不像加尔文常做的那样——绝不宣称惟有他自己的意见才叫正确，惟有他对事物的看法才叫完美无瑕，无可非议。后来他为自己的译本写了序言，那堪称科学谦逊的典范。他率直地承认自己未能理解《圣经》的每字每句，因此提醒读者不可过于信任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其书晦涩难解，充满矛盾，这新版本的译者只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而绝非定论。
然而，虽然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的精神对待他自己的著作，他却把个人的独立视为无价之宝。作一个希伯来学者，一个希腊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自知绝不逊于加尔文；于是他理当将这种傲慢的书报检查，将这种独裁当局要求的“改进”，看成是一种耻辱。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神学家和神学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他不愿像小学生一样屈居加尔文之下，也不许他的著作给人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涂来改去。但他对加尔文非常尊敬，便希望找条摆脱困境的途径，好不至触犯了加尔文。他建议在加尔文认为最适合的随便什么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他说，自己准备着尽力因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而获益。然而我们说过，加尔文绝不去调和妥协。他从不商量，惟有发令。他径直把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拒绝了事。“我告诉他，即便答应给我一百顶王冠，我也绝不准备定个时间跟他讨论——为一个词，就可能搅上两小时。于是他悻悻而去。”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度交锋。加尔文明知道，在精神与宗教事情上面，卡斯特利奥远不会就此束手屈服。他意识到，藏在谨慎的谦恭后面的，是一切独裁的永恒敌手，是一个人的独立精神。从这时起，加尔文决计抓住头一个机会，便将那只听命于良心、而不睬旁人命令的人赶走。只要做得到，卡斯特利奥必得给逐出日内瓦。
口实是不愁找不到的，加尔文果然没有等多久。卡斯特利奥家累沉重，学院付给他的菲薄薪水难以为继，很希望得个合适又高薪的“上帝言语传道者”职务。自从逃出里昂城，这便是他的主要目标——做个《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这杰出的神学家在汪多瓦教堂布道数月，未曾引起敌意的批评。在日内瓦，提议任命他做新教传教团成员，该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其实，市行政当局也同意任用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行政当局一致通过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学识渊博，颇适于做教会之仆人，兹明令任用。”
可行政当局忘了考虑加尔文。什么？像卡斯特利奥这样精神独立的人，只会给加尔文找麻烦；而他们竟敢加以任用，也不呈递给传教士的首脑？特别是把个传教士委任为宗教法庭成员，便更其无法接受。加尔文立即反对；在致法里尔的信上，他躲躲闪闪地为自己辩解道：“反对此一任命的理由甚为重要。我只向理事会暗示此类理由，而未公开解释；同时亦留意不攻讦其名誉，以求保护之，而防止错误的怀疑。”
读到这些晦暗神秘的话，我们自会觉得可疑。我们怎会不觉得，准保有什么事情，于卡斯特利奥不利？仿佛他做错了什么，不配传教士的尊荣；仿佛加尔文明知道他的什么污点，却宁愿以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幔幕遮蔽起来，以“保护”他！我们不禁自问，这深受尊敬的学者，能犯上怎样的过错——需要加尔文宽宏大量地遮掩。越过国境时受了贿赂？和什么荡妇同居过？此前他明明纯净无瑕呀；莫非这声誉的后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失？显然，加尔文一准想借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氛围，迫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而言，还有什么比这含糊其词的“保护”更糟心？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才不想得什么“保护”。他的良心一片纯净；了解到争取任命的努力落了空，他便将原委和盘托出，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前公开说清，何以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做传教士。如今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得说清楚卡斯特利奥犯了什么神秘的过错。这不就是么——加尔文曾巧妙地将这罪行遮掩了起来。这过错好不骇人，涉及到《圣经》文字的两处无关紧要的解释，对此卡斯特利奥的看法与加尔文小有不同。一处是卡斯特利奥宣称所罗门的雅歌并非圣诗，而是世俗的诗篇。书拉密的赞歌，说她的乳房“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纯属世俗的情诗，绝非颂扬教会的比喻。第二处分歧同样微不足道——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看法与加尔文有所不同。
看来这替卡斯特利奥“宽宏大量地遮掩”的罪名实在无关宏旨，而就为这样的过错，卡斯特利奥得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而这实际上重要得很，因加尔文那样的人，只要关乎教规，任何事情都绝不会微不足道。对他严整刻板的精神而言，既经在他的权威首肯之下，建立了教会当中的至高统一，则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分歧，其危险并不稍逊于严重的失误。在他以坚实的路线建成的逻辑大厦里，每块石头，每个小小的碎片，都须各得其所；在宗教领域，正如在政治生活与习惯、法律方面一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