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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尔文希望唤起自己的一批敌人，将另一个敌人置之死地的企图，俨然再度流产。或许塞尔维特医生受人爱戴，交了些权势朋友；也或许天主教当局宁愿善待那加尔文渴望烧杀的人——其实这后一点倒更可能。不管怎样，狱卒的看管马马虎虎。让个异端毛头溜之大吉，比之取悦日内瓦的异端头子，岂不善哉妙哉？对塞尔维特的看管松懈得很。通常对待异端，总得关进狭仄的监号，还要镣铐加身，锁在墙上。塞尔维特却享受了优待。每天准许他在花园散步一次，好放放风。就在四月七日，一次诸如此类的放风时，犯人不见了踪影，留给看守长的只剩了一件晨衣和一架梯子——他就用这架梯子翻出墙头，逃之夭夭。然而那柴堆毕竟派上了用场，塞尔维特的模拟像跟五箱的《Restitutio（补正）》，在维埃纳市场烧掉，替活人塞尔维特顶罪。那般日内瓦人预谋假外国的狂热分子之手，替他们除掉个敌人，好不至弄脏自己的手，这样的预谋就此惨败。自此以后，加尔文遭到所有高尚人士的轻蔑。他不断发起反塞尔维特的运动，他单为憎恨旁人的信仰，便决意将人置于死地，所有这些都要他承担责任。
第五章、杀害塞尔维特
塞尔维特在逃出监狱之后，足有几个月踪影全无。没人知道在逃亡途中，他忍受了怎样的艰苦劳顿；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匹租来的马进入日内瓦，下榻罗斯。闹不懂塞尔维特怎么会灾星当头（“malis auspiciis appulsus”），竟然跑到日内瓦藏身。莫非他打算暂住一夜，而后乘船渡湖，继续逃亡？莫非通信既已失去效果，他是想通过一次会谈，跟他最大的敌手达成和解？或者，莫非他的日内瓦之旅，单单是神经过于紧张的病人特有的愚蠢做法？那般绝境中人，可是经常将危险视同儿戏呀。不清楚，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弄清楚。提及日内瓦事件的官方报告从未解释过，何以塞尔维特会来这里——在此地他只能指望，从加尔文手里得到最坏的结果。
然而那不幸的流亡者，他做的事情还要更愚蠢，更像是挑战。就是他抵达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早上，他竟到圣皮埃尔大教堂参加礼拜。那时加尔文正在布道，而加尔文派的教众全伙在场。加尔文认得出塞尔维特，很久以前他们曾在巴黎一起求学。这样的举动绝无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除非出于一种神秘的冲动，一种有似于毒蛇的牺牲品被引向死地的蛊惑。
这样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监视，陌生人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便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接下来的事情，自然也是无可避免。加尔文认出那贪食的狼躲入他虔诚的羊群，便声色不露，向奴才们下达了命令。塞尔维特刚刚离开大教堂，便遭到逮捕；不出一个小时，这逃亡者便给镣铐加身。这样的逮捕既不奉行国际法，也违反了世所公认的好客准则。塞尔维特未在日内瓦犯罪，便不受该城司法权的管辖。他是外国人，是西班牙人，刚刚抵达此地，绝未犯下有理由遭到拘捕的罪行。他的著作，写作印刷都在境外，因此他的异端观点，对虔诚的日内瓦人毫无损害。况且，“上帝言语的传道士”在旁人未经控告审判时，绝无权利下令将其逮捕羁縻。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此事，加尔文之拘押塞尔维特，都只能是野蛮行使其独裁权力，这样的行径公然无视法律条约，惟有拿破仑逮捕杀害当甘公爵才能相提并论。两桩事件当中情形相同——逮捕之后的步骤绝非正当合法的审判，而是非法的谋杀。
塞尔维特未经任何指控，便被逮捕囚禁。接下来，必得捏造出一项罪名才行。想想看，要是叫那怂恿逮捕塞尔维特的人（加尔文不是承认“me auctore”——“在我的怂恿下”么？）走上前台担任原告，岂不合情合理？然而日内瓦的法律足堪称道，不鼓励告密行径。于是，加尔文若是自任原告，他自己也只好听由法庭的支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岂能喜欢这样的一幕！要是市行政会竟然宣布塞尔维特无罪，要是他加尔文由于无理指控而不得释放，他的处境只能是相当尴尬。对他的威望，这该是何其沉重的打击！对他的对手，这该是何其辉煌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手段高明，便指派他的秘书兼厨师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做个讨骂的原告。可敬的尼古拉斯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足有二十三项之多的诉状（此文件自然出自加尔文的炮制），便老老实实替他的主子进了监狱。一出骇人的悲剧，就拿如此的一出喜剧当楔子。法律先是给严重违犯，而后还要给事情一个合法的假象。塞尔维特遭到讯问，向他朗朗宣读了诉状的各项罪名。他回答得平静机敏，这是他的精力还未被长期的囚禁破坏掉。他逐一将指控反驳了回去。例如，人家指控他攻击加尔文的著作，他便回答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因攻击本是由加尔文一方展开，而他塞尔维特做的只有一点，便是指出加尔文并不一贯正确。若是加尔文指控他顽固抓住某些论点不放，他可以答辩说，加尔文的强梗原是毫不逊色。他与加尔文之间的全部差异，惟有对于若干神学问题看法不同；而这与世俗的法庭并无关系。于是，如若加尔文竟然逮捕了他，这必定出自于怨恨。这新教的领袖，曾经把他告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要是这位上帝传教士的话竟能奏效，他塞尔维特岂不早给处了火刑？
塞尔维特的反论果然合情合理，不容置疑，行政会里的气氛大大倾向于他。看上去，只会判给他一纸放逐令，再不会有更加严厉的决定。然而加尔文听到风声，说事情将对塞尔维特有利；他生怕到头来，这牺牲者会乘他不备，溜将开去。八月十七日，这独裁者出现在市行政会上，不参与的伪装就此放弃无遗。他表明自己的观点，再不否认是他控告了塞尔维特；他请求行政会参加嗣后的诉讼，借口“如此被告便能诚恳认错”。显而易见，加尔文的真正理由，是要施加他的全部影响，避免牺牲者中途逃脱。
自从加尔文专断地介入到被告与法官之间，塞尔维特的案件从此失败。加尔文本是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又堪称学识渊博的法理学家，比起他的仆人德？拉封丹，他的指控远能击中要害；于是塞尔维特的信心大受动摇。如今他的敌人就坐在法官们中间，冷酷，严厉，摆出副公平无私的面孔，连珠炮也似提出问题——然而背后那铁一般的决心，足能将被告置于死地，叫塞尔维特觉得寒彻骨髓。西班牙人显然阵脚已乱。他失去了防备，变得烦躁紧张，刻毒狂怒，充满了攻击性。他再不平静地固守自己的合法立场，再不坚持以他的外国人身份，除非违反了日内瓦法律，便不受本城司法权的管辖。相反，他听任加尔文引诱着他，落入神学争论的阴谋之中。这便为他的异端指控提供了大量证明。因为，哪怕举出他的一个论点，像魔鬼同样也是上帝本体之部分，也足以叫那般虔诚的行政会成员不寒而栗。待到他哲学的虚荣受了公开的侮辱，塞尔维特说起这些最有争议也最有危险的论题，更用上了无所顾忌的措辞。他忘了这些行政会成员作为神学家并无能力，竟在他们面前大谈其真理之类毫不相干的问题。他雄辩滔滔，又急于争论，害得法官们对他起了疑心。按加尔文的讲法，这外国人两眼放光，双拳紧握，对日内瓦教会的教义挑三挑四，一准危险地破坏着属灵世界的和平，没准儿正是个不可救药的异端——对这样的说法，那般法官们越发信以为真。把他交付彻底的审讯，无论如何总该是件好事。于是法庭决定，他应该继续囚禁，而控告他的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则获得自由。加尔文终于得逞，他愉快地给一个朋友写道：“我希望他被判处死刑。”
加尔文何以急着要将塞尔维特判处死刑？他为何不满足于更加节制的胜利，比方将敌手驱逐出境，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侮辱？加尔文之憎恨塞尔维特，并不强于他之憎恨卡斯特利奥，以及旁的反对他权威的人。不论是谁，只要教导旁人的方式与他的倡导不同，他必会充满憎恨，因他那样暴君般的气质，总会本能产生如此的仇恨。因此，若他对塞尔维特尤其愤怒，必欲抓住时机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绝非私人积怨，而全出于政治动机。这米圭尔？塞尔维特反叛他的权威，要给另一个反对加尔文正统教义的人充当替罪羔羊。那人便是耶罗尼米斯？巴尔塞克，前多明我会修士，加尔文也曾企图将他当个异端消灭掉，却幸而漏网，叫加尔文大为烦恼。这巴尔塞克当过日内瓦显贵的家庭医生，因之颇受尊敬；他使用伊拉斯谟攻击路德的观点，公然攻击加尔文学说当中最为薄弱易伤的一点——便是他僵化的预定学说。这两个“异端”都宣称，上帝既是一切善的本原，便绝不可能甘于成心驱使人类做坏事。人人都知道伊拉斯谟的推理如何令到路德大发雷霆；而这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这恶语咒骂的大师，又如何劈头向着那位年迈的哲人破口大骂。然而即便如路德那般粗野狂暴、凶猛易怒，毕竟要提出逻辑上的理由反对伊拉斯谟，没想过因伊拉斯谟向预定学说挑战，便将他拽到个世俗法庭去。可加尔文狂热地笃信自己一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