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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忠诚，严格的教规也会约束了他们。而卡斯特利奥，却得不到任何教派的支持，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没有王侯贵族起而保护他，一如保护着路德和伊拉斯谟。纵然有几个朋友和知己钦佩他的勇气，也只敢私下里说两句鼓励他的话。
当狂热分子们追捕异端，把异议分子送上拉肢架与火刑堆，公开捍卫那胆敢信奉受迫害事业的思想家，身家性命自会蒙受危险。卡斯特利奥的遭际，也绝非特殊情形；他拒绝那般权势煊赫的人，他们单单因为私人见解的缘故，便有权对任何人横加侵害。这是个集体癫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经常搅扰着世界；然而就有一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受时新幻觉的左右，敢于把谋杀按其真正的名字，就叫做屠杀，而不管它假称什么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是人道的情感，迫使他发出孤独的呐喊，他说“我再没法保持沉默啦”，便呼告这人对人的残酷，他绝望的声音回荡长空。我们这族类的怯懦何其深重，以至卡斯特利奥如同其他反抗权奸的人一样，需要寻找些支持者——如果还找得到支持者的话。可到了紧要的关头，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后援。他所拥有的全部，正如那般作战高手惯常拥有的一样，只是坚定不移的灵魂当中坚强不屈的良心。
由于这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起初便知道，他的战斗势必徒劳无益。他明知道这一点；恰恰因此，他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神圣的顽强，使这“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永垂不朽。正因他勇于奋起反抗那世界范围的恐怖，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鏖战必将被永远铭记。进言之，就问题的根本而言，这历史性的斗争绝不局限于其所发生的时代。它并非争执什么狭隘可道的神学观点，亦非针对着塞尔维特其人；它绝不在自由派和正统派的新教教义之间明断是非。这斗争关系到更加深远的永恒问题。Nostra res agitur（我们的争执已经展开）。战斗已经打响；尽管名义有别，形式各异，这斗争却永无止息。所谓神学，不过是一副偶然的面具，戴上这样的面具，全因为神学乃是十六世纪日内瓦的时尚（其实别处也一样）。卡斯特利奥跟加尔文，象征着一场无形然而势不两立的冲突。不管我们如何给这冲突的两极来命名：宽容对不宽容，自由对监护，文雅对狂热，个性对机械划一，良心对暴力；说到底，这样的名字，就意味着一种由衷的个人抉择，选择那对我们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还是政治，是时代精神还是理性观念，是人性还是社会。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能思的人，都需一再确定自由与权威的分野。因一旦缺乏权威，自由势必堕落为放纵，随之演化成混乱；而如若没有自由的调节，权威势必转变为暴政。人性里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把个人吸收到社会之中；而另外的一种信念同样根深蒂固，便是必能寻找到一种宗教、国家或者社会体制，它会权威性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便以无情的逻辑，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由的赠与；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面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像这样，为着永远解决行为之谜而对救主的渴望，便为大行其道的先知们打开了门户。当一代人的理想泯灭了激情，那般先知的风格和鲜明色彩，适足以叫那个装备了强悍思想的男人或女人断然宣称，他，而且惟有他，发现了簇新真确的法则，而芸芸众生将信心十足地接受这第n个救主的教诲。新的意识形态永远创造着新型的理想主义；毫无疑问，这意识形态必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一个人只消给旁人统一纯洁的新幻象，准立刻激得起人类最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热狂。成千上万的人仿佛魔咒加身，准备着举手投降，听任人家蹂躏自己，强暴自己。这样的天启者，这样的先知，向他们要求得愈多，他们便愈发心甘情愿地奉献出去。自由，仿佛昨天还是他们最大的美事、最高的乐趣，可为这先知的缘故，他们抛弃掉自由，毫不抵抗地追随着领袖，充满着塔西陀所谓“ruere in servitium（甘受奴役）”的热望。于是在整个历史当中，人民只因为渴望着安定团结，竟甘愿把脖子伸进轭里，而且对那给他们枷锁加身的手，他们还要亲上几口哩。
我们这古老幼稚而机械的世界，竟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思想一再创造出奇迹，观念一再变得强悍有力——观念，那曾是最无关紧要的势力呀。能思的人们思虑及此，必会情绪激昂。于是，我们禁不住诱惑要钦羡那般世界级的骗手，他们凭借精神的力量，竟至于成功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一经获胜，那般理想大师、空想巨匠，旋即表现出顶顶恶劣的骗手原形，这一点几乎无人例外。权力激励他们攫取包罗万象的权力，胜利导致他们滥用胜利。征服者绝不会因劝服如此众多的民众接受他们天字第一号的幻象弹冠相庆，也不会因收取一般甘为事业生死与共的信徒沾沾自喜。他们欲壑难填，企图将多数推广成全部。他们渴望将自己的信条，强加在不属自己宗派的人头上。在独裁者眼里，驯顺附庸，灵魂奴仆，趋炎附势，才不能满足他们。除非那些自由人，那些人单势孤的独立派，也拍他的马屁，受他的役使，他才能心满意足。为了叫他的信条普适众生，他会令国家铭记：不遵守成规，就等于犯罪。只有一桩倒霉事还能不断发展——对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乞盼，迫使他们在建立了独裁统治以后，立即堕落成暴君。可一个教士，一个先知，不再相信自己信仰和教义的内在力量，转而乞灵于暴力进行扩张，他便是在向自由宣战。不管那支配的思想是什么，只要是求助于恐怖做工具，强使异己的信仰趋于一律，这便不再是理想主义，只是件野蛮的行径。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强加在持不同意见者的身上，就变成了对圣灵的犯罪。
这样的幽灵，这样的精神，真是好不神秘。它像空气一样无影无形，却仿佛融入了一切结构准则，简直所向披靡。它把那般性情暴虐的人错引入幻想，满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压缩起来，顺当当关在密封的瓶里。然而每一次压缩，等量的反压力都会引起动态的作用；当压缩的力量相当强大，便会造成爆炸，因之压制性的举措往往引发反抗。幸而人类的道德独立性，最终依然无法破坏。独裁统治从来未曾在整个世界，强制推行起单一的宗教，或者单一的哲学。在将来它们依然做不到，因这精神总是从奴役状态下逃身出来，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拒绝遵命变得肤浅苟安，拒绝听任强加的千篇一律永远留存下去。企图将神圣的多彩多姿，退化成一个共同的特性，武断地把人类分成黑与白，好与坏，绵羊与山羊，真正的信徒与异端邪说，忠心耿耿与心怀贰意——依据的只是一个“原则”，并且以强力当作惟一的后盾，这是何其愚蠢，何其徒劳。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一些独立派，他们坚毅地反抗如此对于人类自由的一切限制，他们是这样那样的“拒绝服役者”。还没有哪个时代如此野蛮无道，还没有哪种暴政如此系统有序；但人们希望规避那叫大多数人噤若寒蝉的高压统治，捍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与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们宣称的“惟一真理”。他们自能做得到。
虽则与现今相似，十六世纪时暴力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自由而不受磨蚀的精神却依然存在。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们留下的书信，适证明了那般黩武的家伙造成的动荡何其痛苦难熬。一般教条贩子，在市场上大叫大嚷：“我们教的都正确，我们不教的全错误！”人文主义者们对这些欺世盗名的家伙满心憎恶，令我们大为感动。人文主义者信仰开明的世界主义，那般“改革家”的不人道行径让他们胆战心惊。西方世界曾经培植起对美的信念；而萨伏纳罗拉、加尔文以及约翰？诺克斯一干人，企图把美断送干净，把世界变成道德神学院——他们口沫飞溅，满世界宣扬自己凶暴的正统教义。人文主义者们以其预言家般的敏锐，早预见到这般偏执自满的家伙，必会给欧洲带来灾难。透过口舌的喧嚣，已听得见武器的铿锵；一场灾难惨重的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们，他们明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战。大凡人的长处，本来各有取舍；于是敏锐的人往往不擅行动，实干的人往往缺乏洞见。人文主义者们心怀悲悯，他们互寄的信件好不叫人感怀钦敬，他们也常常关上书房的门大诉其苦。然而对反基督者，他们绝不会公然抗拒。伊拉斯谟躲藏起来，时而放胆射几支冷箭。拉伯雷穿戴起小丑的衣帽，以他凶野的嘲笑做鞭挞。至于蒙田，这聪颖高贵的哲人，只好在《随笔集》里雄辩滔滔。然而他们全不想挥拳痛击，阻止那些臭名昭著的迫害与处决。处世经验害得他们小心谨慎；用他们的话讲，贤人总找得到比驾御疯狗更好的活计，而明达的人自应退隐后台，免得自己也变个牺牲品。
然而，卡斯特利奥虽则同是人文主义者，却束装上阵，直面命定的灾难。因之，他有资格获取不朽的声名。他英勇地支持横遭迫害的战友们的事业，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每日每时，他都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而他冷静自若，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高扬起信念的旗帜，坚信每人对宇宙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此无人该向强力折腰。他宣布，所有尘世的权力，概无向旁人的良心行使权威的资格。他这样宣示，绝不以某教某派的名义，而是人类不朽精神的自发表现，于是他的思想，正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