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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配合。我从中看到并感受到毛宁作为一个个体，那种非常阳光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毛宁的热情爽朗和他在醉白楼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一以贯之。看得出来，为了这次约定的采访他提前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他从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沓纸头一张一张摊在桌上，其中有一份一看就是那个年头才会有的，钢板刻印的“总理遗言”。泛黄的纸张斑斑点点，上面用长方形的细圆字体刻印着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总理遗言”。我问毛宁，你怎么保存得那么好啊？这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义物了。毛宁笑笑没说话，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剪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和一位清秀文静截眼镜的年轻女人，照片上女孩和女人的表情有点木讷；另一张照片上除女孩和女人外，多了年轻俊朗的毛宁，很显然，有了男主人的三口之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张照片的右下角分别用蓝墨水的钢笔写着：妞妞三岁（76年）；妞妞四岁（77年）。
毛宁告诉我，女孩是他的女儿妞妞，女人自然是妞妞的妈妈了。从妞妞一岁开始，每年的7月13日妞妞生日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留念，只有1976年7月13日这张照片是妞妞和妈妈两个人。妞妞曾经问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拍照片？妈妈当时回答说：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妞妞问：到解放军那儿去就不要妞妞了吗？妈妈说：解放军住在很远很远的高山上，爸爸天天在高山上看妞妞呢！妞妞不说话了，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是光荣的象征，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爸爸也是光荣的。听了妈妈的话妞妞幼小的心灵又踏实又满足，然而妈妈的心却一片冰凉，因为她不知道妞妞的爸爸因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他被火押在什么地方。
那是1976年5月26日晚上，毛宁抱着刚两岁多的女儿妞妞去看望骨折住院的父亲。从医院出来时，天空中飘下了濛濛细雨。妞妞不肯回家，嚷嚷着要爸爸带她去玩。毛宁一看时间还早，就带妞妞到他从前的校友李兆强家串门去了。
李兆强的母亲是浙江省妇女保健院的院长，他们家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条弄常里。我们家住的小楼在5月10日这天就遭到了劫难，大动干戈的抄家持续了三天三夜，父亲、妞妞被从家中带走，从此杳无音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样抓人，又是同一个案子，为什么一前一后时隔半月，这实在不像公安局雷历风行的作风。
毛宁正和李兆强闲聊，妞妞和李兆强的儿子在一起玩，这是一个和往常一样安静而温馨的晚上，毛宁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晚上他会和女儿妞妞生生分开，而这一分开就是铁窗内外，自由和囚禁天地两隔。
毛宁的爱人张老师几天前带着学生下乡学农劳动去了，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家。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毛宁听到妹妹在院子里高声喊：哥哥！公安局的人找你。毛宁抱起妞妞就往外走，夜色中，毛宁看到妹妹身后站着一名公安人员，这名四十多岁的公安姓高，毛宁见过他，几天前，这名高公安曾在派…所的同志陪同下找过毛宁，反反复复问他见没见过“总理遗言”，在哪儿见的，从谁那儿得到的。毛宁当时也没当同事，胡乱回答了一通，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这名高公安今天又找上门来。
毛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眼睛一斜眼白朝上，问：什么事？
高公安说：找你谈谈。
走出弄堂口就是孝女路了，毛宁的家在左边，他下意识就往左边走，高公安拦住他说：女儿叫你妹妹抱，我们到前面去谈。高公安边说边推着毛宁往前边走。
往前走到孝女路口，对面就是下城区委。高公安走在毛宁的左边，有意识地将他引导到一辆白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前。小轿车里已经坐着一名穿便服的公安人员，高公安叫毛宁上车坐在中间，自己紧跟着上车坐在毛宁的另一边。望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己夹在中间的而无表情的公安人员，毛宁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他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两名公安目视前方，谁也没有回答他。
车子开到延安路拐弯，然后一直开到定安路杭州市公安局。他们将毛宁带到一间很大的值班室，里面有床。高公安对毛宁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朔望就出去了。
毛宁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虽然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值班室里，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抓捕，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从这一刻起已成为瓮中之鳖。
十点多时，进来了好几个身穿穿便衣的公安人员，没个人都面无表情。其中一个公安人员向毛宁宣布：因“总理遗言”案，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保护性审查。当时既无书面文件，也没有让毛宁签字认可。
毛宁一听这话就炸了，站起来就要往门外冲，嘴里嚷道：总理遗言案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抓错人了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回家，我女儿才两岁多，我爸住在医院里，我妹还小，我老婆在乡下农劳动，我不回家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公安人员的嗓门也大了起来：起下：坐下！你要弄清楚你是在什么地方，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想求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毛宁一下子就傻了，他看着面前一个个身穿便服，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心里意识到事情恐怕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毛宁的家就被抄了。听毛宁的叙述，公安局抄他的家还算手下留情，他当时和父亲、妹妹都住在一起，但警察只抄了他和他老婆的房间。警察问毛宁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东西，毛宁说我从小记日记，但我当班主任，有工作笔记警祭一听笔记眼睛就发亮，当下就抄走了毛宁当班主任的所有工作笔记，装了满满一网线袋。
这一宿，毛宁彻夜未眠。第二天，审问开始了，审问的所有问题全部围绕“总理遗言”：你家中的“总理遗言”是从哪里来的？你最早是在何时何地看到“总理遗言”的？当时有何人在场？你又传给了什么人？毛宁说最痛苦的是要他会议从1月8号周总理逝世以后每一天干的事情。公安人员给了魔啊宁一本小台历，要他看着这个台历一天一天地会议。从l月8号开始，每会议清楚一天的所作所为，就用大头针在这一天的号码上戳一个眼。有时一个眼戳过去，他以为可以过关了，审问者又会突然冒出一个新问题从头再来，反复折腾后再戳上一个眼。当台历上的阿拉伯数字被一个个针眼戳得百孔千疮时，毛宁几乎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其实他根本记不起已经过去的日子里一天天的细枝未节，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听到那种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与谁在一起有谁可以证明等等问题，他脑门上的大头痱子都要爆出来了。而且你曾经说过什么，或者在交代材料上写过什么，你一定要记清楚，审问的公安人员常常会在事隔三五天后突然挖出已经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假如你的同答与以前的回答不相符，那么他们就会揪住不放，没完没了。
牙膏挤到最后毛宁终于明白：面对恪尽职守的公安他只有实话实说才不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他承认他是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行到“总理遗言”的。他也承认上面开始追查“总理遗言”时，蛐蛐儿曾专门跑到他家，让他千万不要说“遗言”是从自己那里抄来的。
多少年以后，当毛宁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着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时，他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我说：我已不记得我们中间是谁说过这样的活——女的都是江琴，男的都是浦志高。这话虽然是调侃，说得也有些夸张，但我木讷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姐姐、你妈妈、阿斗妈妈、阿斗妹妹，确实一个比一个勇敢坚强，我们这些男人都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她们。在面时，我一直为自己最终承认是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而感到内心不安，没想到出来时公安人员告诉我，当开始我还在天上地下胡诌死扛的时候，蛐蛐儿早就撂了。我的胡诌死扛其实毫无意义，5月7日，大耳朵、晨光被抓；5月9日，瓜子在上海被抓；5月13日，阿斗在江山被抓；5月26日，瓜子姐姐、爸爸，阿斗爸爸妈妈和我都在同一天被抓。
一开始的时候对毛宁的看管还是比较松的，毛宁可以到公安局食堂去吃饭。毛宁在食堂里看到了晨光和大耳朵，虽然这时候毛宁并小认识他俩，但几天下来他们互相就感觉到，彼此应该是有关联的。食堂里有一个窗口是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尽管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一点，但他们总是在买饭菜时相遇在这个窗口，而且除了他们三人以外，谁也不到这个窗口来买饭菜。当他们渐渐开始避开公安的目光，彼此试图用眼神交流某种信息时，这个窗口突然对他们关闭了。看守他们的战士不让毛宁再走出房间一步，饭也由战士打到房间里来吃了。毛宁曾借着上厕所的间隙在院子和走廊上四处环顾，却再也没有看到晨光和大耳朵的影子。
他们再次相见，是在7月中旬的一天押送他们去西天目的路上，当时晨光单独坐一辆上海牌轿车，毛宁和大耳朵同坐一辆面包车，但其时每个人身旁都左右坐着公安人员，彼此根本不可能交谈。尽管如此，毛宁心里依然感觉到一种塌实，觉得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至少知道还有人陪伴。而更让毛宁心生温暖的是，上西天目山前，公安人员第一次允许他老婆带着女儿妞妞来看他，老婆和妞妞看到他就哭，他一个七尺汉子面对自己最心爱的人也是泪流满面。临走时，老婆给毛宁留下了她和妞妞的一张合影，这张拍摄于1976年7月13日妞妞三岁生日的照片，因为没有了毛宁，妞妞和妈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尽管如此，这张小小的两寸照片还是给了毛宁生存下去的勇气，在两天目留椿屋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