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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篇，本传十二篇，今本篇数与本传合，与汉志不合，盖汉志所着录者乃合并兵权谋家之陆贾，故得二十三篇，然则兵权谋家之陆贾为班氏所省者，当为十一篇也。陆贾盖以儒家而兼兵家，故于汉之得天下与治天下，于新语“粗述”之余，复有专言“马上”之道也。然则今传世之新语，当为七略分别着录于儒家之本即新语，而非班氏省兵权谋家十一篇入儒家二十三篇之本，儒家新语十二篇，既合于陆贾二十三篇之中，故汉志不见着录，非班氏之大忘也。然则新语是七略本行世，而汉志着录本失传耳。前贤言陆贾书者多不了，盖未注意及兵权谋家所省之陆贾耳。
严可均新语叙
史记本传：“陆贾者，楚人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汉书本传同。艺文志
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论譔计之。史记正义引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旧新唐志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不着录。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云：“今存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盖宋时此书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十二卷足本，刻版于桐乡县治，后此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见，恐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今知不然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十二篇无此文，论衡但云陆贾，不云新语，或当在汉志之二十三篇中。又谷梁传孝武始立学，非陆贾所预见，今此道基篇引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乃是谷梁旧传，故今传无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也。汉代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史迁目为辨士，未足以尽之。其词皆协韵，流传久远，转写多讹，今据明各本，以群书治要之八篇，及文选注、意林等书，改正删补，疑者阙之，间有管见一二，辄附案语，不敢臆定；后之览者，或有取乎此。嘉庆乙亥岁（二十年）夏六月，乌程严可均谨叙。（铁桥漫稿卷五）
案：铁桥漫稿卷三答徐星伯同年书附所著书目，有“陆贾新语二卷，可均辑。”其乡人范锴花笑庼杂笔卷四亦登载严氏所著书目，大半未刊行，陆贾新语其一也。
周中孚郑堂札记一
高氏子略三，战国策条，首云：“班固校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三书者，一经太史公采择，后之人遂以为天下奇书。”此下将战国策辨驳。后又云：“况于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乎？三书纪载，殊无奇耳。然则太史公独何有取于此？夫载战国、楚、汉之事，舍三书，他无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择者在此乎？”中孚案：汉书迁传赞只云：“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不曾数及新语，高氏频言三书，甚误已甚。况新语一书，汉志着录在儒家，绎其文，绝非战国策、楚汉春秋之类，且亦不见有为太史公所采择者，何得相提而并论乎？予于子书，考纵横家、战国策下，全采高氏此条，竟将两陆贾新语删去，三书俱改作二书，免滋学者之惑。
案：周氏谓汉志儒家着录者为新语，而不知实乃陆贾，亦可谓鲁莽灭裂矣。
戴彦升陆子新语序
新语十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撰，今分二卷。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乡使秦已幷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麤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汉书略同）陆生作书之本末具此。汉艺文志儒家有陆贾二十三篇，彦升谓即新语也，高帝号为新语，七略但署生名耳。“二十三”当为“二十二”，盖向校中书，每篇析为上下，晏子春秋亦向所定，谏、问、杂皆分上下，是其证。或以汉志为兼他所论述计之者非也。史记正义引七录云：“新语二卷，陆贾撰也。”则分十二篇为二卷，始于阮孝绪。隋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并云二卷，因梁旧也。案颜师古汉书本传“称其书曰新语”注：“其书今见存。”可征唐世未有阙佚。而玉海艺文志及汉志考证幷云：“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则宋世本缺五篇。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板书中有陆贾新语一本，不知归谁氏，无从取证。明陈第世善堂书目载新语十三篇，“三”乃“二”之误。今所据为明程荣本，二卷与七录合，十二篇与本传合，是明世此书校宋世转完，或疑后人补缀五篇，以合旧目。彦升案，今所有辨惑、慎微、本行、明诫、思务五篇，协句皆古韵，词义与道基等七篇一律。辨惑篇“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高曰：‘陛下以臣为不然，愿问群臣。’”今始皇本纪作“持鹿献于二世”，似不若驾鹿为近。又无高请问群臣语。陆生在二世时，具知其详，所述较史公为得实，若是伪为，不能立异也。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也”，文选古诗十九首注、太平御览八并引为新语文，若后人伪为，唐、宋人不得引也。以斯言之，此五篇非后人补缀明矣。盖宋世馆阁书籍，悉沦于金，王伯厚所见，或南宋时残本，至明而全本复出耳。考证引吴俦曰：“辅政篇曰：‘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今此语在术事篇，可见残本之错互矣。陆生书本列儒家，惟崇文总目移入杂家，宋史志因之。彦升谓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本书惟思务一篇称墨子之门多（下缺），绝未道其学。辅政篇叹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知之君，能别其形。盖于法家深疾之。独陈儒术，无所兼合，入之杂家，谬矣。本传称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则十二篇非一时所作。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终论仁义，知伯杖威任力而亡，秦二世尚刑而亡，语在其中，盖即面折高帝语，退而奏之，故为第一篇也。术事篇谓言古者必合之今，述远者必考之近，故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以因世而权行故也；吴俦执其单词而议之，则以辞害志矣。（语见汉志考证）辅政篇言所任之必得其材，秦用刑罚以任李斯、赵高，而推其原于谗夫似贤，美言似信。无为篇言始皇暴兵极刑骄奢之患，而折以虞舜、周公之治。此二篇着秦所以失也。辨惑篇道正言之忤耳，伤流言之害圣，而深恶纵横家之阿从意旨，规则乎孔门也。慎微篇言修于闺门之内，行于纤微之事，故道易见晓，而求神仙者，乃避世，非怀道，此亦取鉴秦皇，而早有见于新垣平等之事也。资贤（“贤”，今本误作“执”，依玉海及汉志考证。器案：当作“质”，王伯厚所见亦误本。）篇虑贤才之不见知，而归责于观听之臣不明，谓公卿子弟、贵戚党友，无过人之才，在尊重之位，此终汉世之弊也。至德、怀虑二篇，称晋厉、齐庄、楚灵、宋襄、鲁庄，盖着古成败之国，而警乎马上得天下之言也。本行篇大旨在贵德贱财。明诫篇陈天文虫灾之变，谓天道因乎人道，开言春秋五行、陈灾异封事者之先。思务篇言圣人
不必同道。此三篇缺字较多。综其全书，诚孟坚所谓从容风议，博我以文者乎。（汉书叙传语，注：“李奇曰：‘作新语也。’”）或以道基篇末引谷梁传，非贾所及见，疑出依托。彦升案：本书凡两引谷梁传，至德篇末，故春秋谷（下缺）似引传说鲁庄公事，而缺其文。考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诗。”又云：“申公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夫谷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为孙卿门人，今荀子礼论、大略二篇具谷梁义，则荀卿谷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废居楚，陆生楚人，故闻谷梁义欤？盐铁论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本书资贤篇：“鲍邱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鲍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传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时儒生。”陆生盖尝与浮邱伯游，故称其德行，或即受其谷梁学欤？辨惑篇说夹谷之会事，与谷梁定十年传大同。至德篇说齐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事，本谷梁闵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