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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公与私方面一向是非常分明的。他到照相馆去照出国用的照片，都是付款后要两张发票，出国用的可报销，自己私用的备查。一次，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的政府负责人为表示对他的敬意，往北京给他寄了一些土特产食品，他让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包好寄了回去，并直接附了一张国务院禁止接受礼品规定的复印件。
周恩来最让人感动的是他那种始终如一的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中共中央刚进北京时，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在生气时打了一位战士，周恩来支持这位战士勇敢地要那位干部检讨。一次理发师正给周恩来刮脸，他突然咳嗽，脸被划破了，周恩来发现理发师非常惊恐，便立即道歉说：“我在咳嗽前应该告诉你一声。”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一次周恩来外出考察住在海边，有警卫战士在户外值勤，天忽降大雨，邓颖超撑起雨伞，腋下夹着雨衣就向外冲去。她向那位战士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穿上吧！他还说要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82页。〖ZW）〗
还有一次北京召开人代会，周恩来驱车前往一个饭店会场时，因为前面有一辆车停在入口处，他只好停车等待。当饭店工作人员看到总理等待时，便大声张势地让前面那辆车让开，让总理的车先进去。
周恩来问：“你为什么把那辆车引开？车里是哪一位？”当他知道那位被人很不礼貌地引开的是下面省里来的代表时，生气地对工作人员说：“请你们去把他请回来，他是一位代表，我也是一位代表。”
可能正是周恩来将这种民主平等的思想贯穿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所以他赢得了不仅中国大陆，同时包括台湾、香港甚至全球华人的尊敬和爱戴。
《赶考》 彪炳史册的成功之举第四节 领袖率先垂范（4）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子女，但他们为革命养育了几十个烈士孤儿，前国家总理李鹏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的一个侄子曾在北京读书，并且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他忠实地遵从他伯父的指示，从没有把他同总理的血缘关系告诉任何人。后来这位侄子同一个淮安姑娘结婚，他所在的机关将他妻子调到北京，这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周恩来知道后责备地问道：“为什么妻子要调动，而丈夫就不能调动呢？”这样，这对夫妇非常失望地离开首都北京到淮安小城工作。
周恩来还有一个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女周秉健，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内蒙古当农民，后通过自身努力考取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内蒙古工作。
阴冷的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摆脱了折磨他1000多个日夜的病痛，走完了他艰难而又壮丽的人生。伟人的逝世，让世界惋惜，联合国大厦门前各国国旗全部降半旗志哀；中国亿万民族怀着极大的悲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淮安驸马巷（周恩来故居）、南京梅园以及上海、西安、重庆、广州等周恩来曾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悼念他，人们把对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永不泯灭的怀念称为“心碑”，心碑比有形的墓碑更有价值，虽无形，却重于泰山！
家风连着党风。领导干部能否正确使用手中权力，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非私事小事，而是直接关系领导干部形象、关系党风好坏、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原则性问题。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邓颖超同志在遗书中曾经特别强调两点：“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感情出发，而不依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
周恩来同志制定十条家规，邓颖超同志临终叮嘱身后事，这是周恩来、邓颖超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精神财富，子孙为之自豪，世人为之敬仰。
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很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执政后，都一如既往地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手握权力的“贵族”。他们的表率作用铸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座座丰碑和一面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赶考》 彪炳史册的成功之举“兴亡周期率”和第一场廉政风暴（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大部分都牢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号召，警惕“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们生机勃勃，廉洁勤政，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都说：“我们身上有多少土，他们身上也有多少土，我们身上沾多少油，他们身上也沾多少油”。那时物质条件匮乏，一个县大概有一辆吉普车，干部下乡骑辆自行车算很奢侈的，大部分干部都是背起背包深入基层，在老百姓的炕头上，场院里了解百姓疾苦，为百姓办实事，所以很受百姓欢迎。但也有极少数干部进城后面对花花世界，开始放纵自己，滋长了蜕化变质的危险倾向。为了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共产党人永葆革命青春，毛泽东和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个人廉洁自律、艰苦奋斗，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摧枯拉朽般的廉政风暴。
从1950年6月起，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同时，由于土地改革的迅速开展和城乡物资的大规模交流，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以及国家建设的扩大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从而使城乡市场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不仅国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48。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一些不法资本家采用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取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活动。他们搞“五毒”活动的手法是骇人听闻的：在国家机关收买“坐探”和“内奸”，收集经济情报提供给帝国主义，破坏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乘军需紧急之际，偷工减料，牟取暴利，有的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带菌的旧棉花做“急救包”，用坏牛肉做罐头，用腐坏的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使许多为祖国英勇杀敌的志愿军战士，遭受到不该遭受的伤害。他们不仅把握一些合法组织向国家讨价还价，还秘密结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国营经济进攻，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动。根据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九个城市的统计，在45万多资本主义工商业户中，有“五毒”行为的占76。
同时，不法资本家还以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来腐蚀工人阶级、公方代表和国家干部，使党和国家一部分工作人员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面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党不得不发出号召，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但在“五反”斗争后期对违法户的处理上，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从宽的政策，为的是“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中共中央1952年5月9日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三反”运动的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因是为支援抗美援朝，毛泽东在1951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报告中还提到，由于内外勾结，在财经机关和企业中，出现了不少贪污分子。沈阳揭发出的贪污分子达3629名，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局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当时1万元相当现币1元，下同）的材料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上报的“关于反贪现象”的报告，所展现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