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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已具备党员条件的，要求其再继续提高一步；
2对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或有严重毛病，但愿意改过的党员，用充满热情的态度去“治病救人”；
3对不够条件的消极分子，经过教育仍确定不够党员条件的，劝其退党；
4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一律清洗出党。〖ZW（〗孙敦潘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51页。〖ZW）〗
1951年12月，党在全国发动了“三反”运动，到1952年10月基本结束。因而，整党也增加了“三反”的内容，1952年2月至5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的指示》。这两个《指示》指出，“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顿，同时又大大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因此，《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党组织要按照党员标准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级党委都先后制定了结合“三反”进行整党的具体计划，使整党运动更加普遍和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
通过“三反”运动，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工作人员中贪污、浪费和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在县、区、乡还存在着许多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某些上级机关对基层的情况并不了解或熟视无睹。为此，整党又增加了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基层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违法乱纪的内容，着重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
党的基层组织在积极进行整顿的同时，还根据中央规定的发展新党员应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着重在工矿企业、机关、专科以上学校发展党员。从1950年底到1953年6月全国共接收107万新党员，其中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改善了党的组织成分。
这次党的整风以及整顿党的组织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据资料显示：在当时总数为650余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占党员总数的63《Times New Roman》。
通过整风和整党运动，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员更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使党的基层组织更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从而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根本保证。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第二节 从“亡羊补牢”至“未雨绸缪”（1）
1952年10月基本结束的“三反”“五反”运动，尽管高歌猛进，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腐败现象的污泥浊水，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根绝。一些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禁不止，只是事发的势头大大收敛。为了巩固新中国建立初期控制打击腐败的成果，党中央、毛泽东开始从制度建设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将腐败尤其吏治腐败控制在较低水平。
“三反”运动虽然明确指出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实际重点是反贪污、反浪费，虽然涉及官僚主义，对高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也很重视，但因为官僚主义的标准不易掌握，所以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清除。1953年10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交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重点是反贪污和反浪费的问题。〖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ZW）〗报告中还提到，中央一级机关经过“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干部的作风大有改进，党悟大有提高，但在中央一级机关中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基本上还未得到解决。地方干部队伍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
针对“三反”运动后，官僚主义问题已上升为重要问题的现实，继“三反”运动后，1953年中共中央、毛泽东
号召在全国开展“新三反”运动，这也是一场严肃的反腐败斗争。
1952年11月17日。山东分区纪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和报告》，列举了山东分局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某些县以上干部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极为严重的程度。”〖ZW（〗载《山东工作》1953年第62期《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和报告》。〖ZW）〗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十分重视。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错误地危害人民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8页。〖ZW）〗要求各级党委“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ZW（〗同上，〖B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BP）〗第10页。〖ZW）〗当时的许多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是非常适时的，在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的情况，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引不起义愤，不感到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的办法去支持好人，整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长期积压，置之不理，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而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党和政府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违法乱纪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布置工作任务时，只强调完成任务，不交代政策界限，不交代工作作风，不了解也不去检查下级工作的情况。有的基层组织和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走群众路线，不同群众商量，不做思想工作，而是采取各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强迫人民去完成，有的打骂群众，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等。这些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痛苦，给党和政府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三反”后的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也存在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表现最突出的是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曾多次有过指示要求纠正，但是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毛泽东说：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的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35—136页。〖ZW）〗
1953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第四次会议上作闭幕讲话，他在闭幕词中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增多，“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严重的问题。”〖ZW（〗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新闻。〖ZW）〗
在这次的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还多次提到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并诚恳地请求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和批评。同时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者，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赶考》 不懈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