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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同志的新作《赶考》就要付梓墨印了，他诚挚地邀请我为新书写序。新书从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亲率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写起，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进京赶考”，一直写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构建和谐社会，颁布《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至2005年长达56年。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发生了三次重大更迭或平稳过渡，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没有变。这部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到的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和风云变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努力克服自身经验的不足，毫不留情地清除队伍中的败类、涤瑕荡秽的历史。阅读这段历史，在令人回肠荡气的同时，深感我们党虽然走过许多弯路，犯过这样那样甚至很严重的错误，但它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来越巩固。西方政客们寄予“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落空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仍在中国高高飘扬。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带领中共十六大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成员顶风冒雪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讲道：1949年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同志充分估计到，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党所肩负的任务是繁重的，党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需要全党同志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5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这场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今天，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所以，《赶考》一书，可以称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史和执政党勇于自律的反腐败斗争史，是一本用大事记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教科书。
这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当你打开它时，书中许多真实的记录会让你感动，也会让你惊悚、悲观甚至忧心忡忡；当你合上它时，又觉得有一股暖流在胸中涌动。
我想把这股暖流叫做：希望。我们的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
基于这令人心驰神往的希望，我欣然命笔，为《赶考》作序。
“赶考”二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因为伴随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早已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宋代汪洙有一首著名的《四喜》诗：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今天的应试教育，仍然是千军万马奔“高考”，人们把这称做“跳龙门”。言外之意，就是跳过去就成了龙，跳不过去，还是鱼。在封建社会童生—生员（秀才）—举人—进士科举制度的金字塔上，生员这一级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到60多岁的老人，除非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他们一般两手空空，收入微薄，人们俗称“穷秀才”。到中了举人方可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官差，举人进京参加朝廷举办的殿试，三榜题名中了进士才能一步登天，成为朝廷命官，开始“喜只喜出将入相三声炮，爱只爱三棒铜锣来开道”的仕途生涯。这毕竟是读书人中极少数的幸运儿，而多数的落榜者大体成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终生穷困潦倒。
《赶考》 题记序 二（2）
1949年毛泽东同志所言“进京赶考”，是言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成了执政党，看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这考官就是老百姓，考题就是如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如何替老百姓掌好权、用好权。否则，就会重蹈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覆辙。李自成通过18年武装斗争推翻了朱明王朝276年的统治，进京改立大顺王朝，由于掌权后迅速腐化堕落，上行下效，很快遭到人民的反对，并导致清兵入关。仅仅当了18天皇帝的李自成被迫弃京而走。所以，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决不能当李自成！
正是李自成没有通过考试，从而失去民心，为清兵兴师入关、逐鹿中原提供了契机。史料记载，清兵入关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号称拥兵10万的清兵直奔山海关。
此时的山海关聚结着三大军事集团：第一个是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第二个是李自成亲自率领的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率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和大清。
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降清，严格地说是因为起义军的腐败将吴三桂推向了清兵。结果，李自成大败。其实，就当时的军事实力看，李自成远远占了上风，进京时已拥兵百万。而清军本身，加上吴三桂的4万降兵，也不过13万人。只因此时李自成的军队已军心大乱，丧失了战斗力，京城驻扎的几十万大军都在醉生梦死地享受那短暂的太平，或互相猜忌，或自相残杀。这就是李自成“进京赶考”的教训，它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决不当李自成的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在执政后，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都始终如一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停顿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努力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然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自从在社会扎根，就与腐败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受宗教教义约束的西方，还是严刑峻法的古老东方。
据《欧盟成员国预防腐败措施》介绍，1997年12月荷兰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叙利亚的拉卡地区发现了约150个楔形文字，记述了在这个发掘地点藏着起源于公元前13世纪的亚述文明和一个行政中心。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份相当于“内务部”的部门掌管的特殊档案，上面记载着收受贿赂的政府雇员，一些政府高官和一位亚述公主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君主政体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督科尔贝也是一个贪婪之徒，他不仅通过出售铸币权获取好处，还打着“论功行赏”的旗号自行分配国王赏赐，以致当时的法国金融丑闻频出，手工业举步维艰，借贷银行濒临破产……在其鼎盛时期，科尔贝聚敛的财富相当于整个王朝财政预算的。法国作家皮埃尔？亨利？芒东在1996年10月的《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科尔贝：不忘为自己服务的国家公仆》，说“科尔贝轻松地将王国的账户与自己的账户混在了一起”。
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布满了道德污点，收受非法佣金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一样久远。
英国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只要受贿行为是‘在桌下’偷偷进行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红包’、阿拉伯的‘酒钱’、中非的‘matabiche’、菲律宾的‘payola’……用来指代受贿的词汇不计其数。”
20世纪的美国，“贵族小偷”们——即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不择手段地取得了对经济和政客们的掌控权。〖JP〗
法国共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经济丑闻——巴拿马运河工程丑闻牵扯到数百名部长和议员，这些人被称做“拿支票者”。作为收受贿赂的回报，他们对支持巴拿马运河工程借贷大量资金的计划投了赞成票。这起丑闻涉及的受贿资金数额相当于现在的1300万欧元。
对于腐败的猖獗，任何国度、任何朝代、任何政治组织都不会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因为它动摇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根基。
中国600多年前的朱明王朝，针对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都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篇大诰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150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夷族、剥皮揎草等惩罚。据《草木子》记载，明朝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要受到“剥皮揎草”刑，即把被处死的贪官身上的皮剥下后，填上草，缝起来做成“人皮草袋”，置于衙门官座旁，以警后任官员。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然而，明王朝的酷刑并未完全吓住“继任者”。
历史上，诛杀贪官最严厉的一个是朱元璋，还有一个是武则天。她整批整批地杀，人们还在整批整批地进入贪污队伍，贪官污吏也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
在封建社会，那些继任者，一旦官袍加身，很快就熔进了腐败的大熔炉。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首脑机关在保定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听罢判决，刘青山全身一颤，张子善则触电般双膝一软……之后，刘、张二犯放声大哭。
这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挥向腐败的“开国第一刀”。
“拿我做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