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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后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
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实际上是向全党领导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为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纠正过去政策的错误打开了道路。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经多次修改后的六十条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遏制“左”的思潮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思想路线的初步转变，农业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党中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过去被批判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甄别，清除了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调整了党内的政治关系，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随着农业政策的调整，工业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决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的、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大刀阔斧地整顿企业秩序，在邓小平支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从而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国营企业在条例的框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提出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十六条）；在周恩来督管下，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文联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八条）。
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在反右斗争、拔“白旗”、批“白专”、破“资产阶级权威”中搞错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纠正错误，解开疙瘩，发扬民主，加强团结。
这些条例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在批评被认为是错误观点的时候，严格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严格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允许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更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在学术、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这些条例还针对科学、教育、文化部门中出现的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和业务工作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明确规定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开始舒缓。当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代表了他们拥护这些条例，希望政策不要再变的殷切而又担忧的心情。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因参加会议的各方面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后统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3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扭转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大会。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针对“三面红旗”的问题，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说过去3年的困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的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向前迈了一步。刘少奇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热烈欢迎，很多与会者要求发言，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并高兴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第八节 噩梦醒来是早晨（2）
作为这次会议的邪音，林彪也在会上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的错误和困难，恰恰是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它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苦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林彪这番离开实事求是，宣扬个人崇拜的发言对会议起了消极作用，同时为他日后攫取更大的权力积累了“资本”。
这次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党对自身的错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舒畅，为动员全党战胜困难起了积极作用。尽管有诸多的如彭德怀问题、右派的彻底甄别问题等并没有得到解决。
七千人大会以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从下到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在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Times New Roman》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都表示赞成安徽的做法。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接见共青团干部的时候，都讲到农村“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引用了刘伯承常说的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ZW（〗《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ZW）〗这就是以后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邓小平的“猫论”。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在城市一些单位中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等腐败风气又有所抬头。于是，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1日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由于运动仅在城市开展，又称城市“五反”运动。根据中央部署，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之后农村在1964年至1966年初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两个运动合并，统称“四清”。
“四清”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场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这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在全国城乡发动的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共中央组织了由几百万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的工作队，投入“四清”运动，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使得这场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清除腐败现象，解决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次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