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第十节 榜样——共和国的脊梁（4）
史来贺，河南新乡市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20世纪50年代，史来贺的名字就响遍全国。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和满腔热情帮助群众树立起战胜贫困的信
心，使穷了几辈子的乡亲坚信：跟着共产党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奔头！
1952年12月，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从任党支书的那天起他就立下誓言：“跟共产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1953年开始，史来贺带领刘庄人车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用了整整20年，把刘庄周围750多块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荒地改造成了现代化农业园区。他潜心研究棉花种植技术，使皮棉平均亩产达到当时全国平均亩产的3倍，刘庄也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随后，史来贺又带领刘庄人向畜牧业、工业挺进，使乡亲们彻底甩掉了贫穷和落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史来贺带领群众解放思想、迅速走上农牧副渔全面发展，贸工农产业化的共同富裕之路。1980年，刘庄率先跨入“小康”行列。1985年，史来贺带领群众向高科技进军，建起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华星制造厂，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肌苷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目前，刘庄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村民家家拥有全套家用电器，人均住房35平方米，并享受就医、上学、养老等10多项免费福利。
史来贺常说：“当干部要为群众着想，为群众造福，不能怕吃亏，不能怕出力，不能怕得罪人，共产党的称号不是索取，而是奉献。”他在领导岗位上长达51年，能始终和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村里拆土屋，盖新楼。第一批新楼盖好后，干部、群众首先想到老史，动员他先搬进新居，他婉言谢绝。第二十幢新楼盖好了，史来贺还是住在他那合作化时期盖的又低又破的旧房里。他说：“只要咱村还有一户没搬进新房，我心里就不踏实。”直到6年后，新楼全部盖齐，史来贺才与最后一批群众一起搬进了新居。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共产党员的先锋意义就体现在这里，人民群众不是看你的宣言，而是看你的行动。
这位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2003年4月23日在河南新乡病逝，享年73岁。他一生载誉无数，曾经9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忠实履行共产党的职责，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铁人王进喜、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史来贺，这些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树立的先进典型，都相继离开了我们，有的已经离开了几十年。时间可能会冲淡记忆，但有一种精神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弥足珍贵。当年他们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向困难屈服的进取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伟大强国而努力奋斗。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一节 在探索中误入歧途（1）
160多年前；法国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曾评价中国说：“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去吧！因为他一旦醒来，就将震惊世界”。然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沉睡的巨人”醒来了，自此以强者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创举。
在推翻旧社会，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代表是毛泽东。他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积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当做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来使用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在艰苦卓绝、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断探索，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改造，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在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去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在探索中前进。前苏联的经验也只能参考，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以及其继承人一步步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使晚年的毛泽东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此，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敌我混淆，认为中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图谋的野心家提供了机会。这些野心家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示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5年2月，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报纸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决定是否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北京的报纸转载了，不过人们总认为是学术讨论。而毛泽东则说：“《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强行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看法已经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在批《海瑞罢官》的同时，经过林彪的策划，在军队中制造了一桩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对罗瑞卿的不信任。罗瑞卿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以“篡军反党”的无中生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此时，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被停止工作。这就是“文革”初期中央“揪”出的“彭、罗、陆、杨”。
彭、罗、陆、杨还有其他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相继被打倒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连同报纸上声势汹涌的大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造成到处是“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仿佛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