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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曾在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遗像的位置，换成了华国锋的巨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站立过的地方，华国锋在进行隆重的检阅；《东方红》的颂歌，变成了“大山里有个游击队，游击队有个华政委。”一切的一切是那样陌生，一切的一切又是那么熟稔，简直就是历史的延续和再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这三家最有权威的报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执政的宣言！
继而，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大寨“大批促大干”的经验，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唯一道路。谁都不怀疑，毛泽东虽然逝世了，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领导着中国，仍然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仍然掌握着10亿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说毛泽东逝世时，人们悲恸震惊；那么，在他逝世后的两年则开始转入冷静。经过长期动乱后的中国人，一方面急迫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确实玷污了党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情绪。很明显，如果不澄清是非，势必造成大的思想混乱，假若后一种情绪占了上风，后果将不堪设想。
1977年5月，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如果不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党和人民将永远被个人崇拜的困惑所笼罩。之后，他无畏地发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只有勇敢地否定，才有无畏的超越。
历史不会忘记1978年底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从西伯利亚袭来的漫天风雪，越过空旷的内蒙古大草原，越入残缺的长城垛口，漫向了燕山腹地，漫向古都北京。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排满了小轿车。尽管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但人们还是敏锐地感觉到这里正在召开着一个重要会议。这就是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漫天风雪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他们的心情，像铅状的云层一样压抑。
灰暗的氛围，笼罩着苦闷的国度……人们急切地要冲出这氛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从根本上消除了“左”倾思想对党的控制，开创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所以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载入党的历史。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探求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关系，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盲动的错误观点。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二节 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2）
全会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强调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求全国宣传媒体多宣传、歌颂工农兵群众以及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全会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同时，还坚持实事求实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并且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说自己“是人不是神”的评价。全会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这次全会虽然仍选举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为以后的反腐败工作和党的廉政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那个“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年代，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迅速地点燃了亿万中国人用劳动创造富裕生活的积极性。
总之，这次全会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并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堪称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党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为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坚决纠正过去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经济建设必然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究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勇敢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针对经济调整工作，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当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事业。如何正确实行改革开放？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一课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探索过程，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曲折，甚至发生某种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找到了突破口和实验场。
《赶考》 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