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瞪闲枰饩龅募父鲋卮笪侍狻返姆⒀蕴岣僬攵浴扒啃欣Π蟆笔降娜嗣窆缣逯疲馊竦氐莱隽怂谋锥耍⒁徽爰刂赋觯壕腿唇玻灰颂帷捌占按笳亍钡目诤拧＝ㄉ璐笳氐囊螅导噬鲜遣蝗菀装斓降摹！ �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同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和扶持农民搞家庭副业，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允许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等。
大地在解冻。
其实，任何一场真正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变革，都不会是先知们的启示，而是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创造的。就在中央只是允许“包产到组”“大包干”的时候，第一个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小岗，像晨星一样升起在安徽凤阳的土地上。
1978年11月24日，在冬日寒风中抖瑟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干，才能有吃的？”结论是：“只有一条道——包产到户”。于是他们就豁了出去，因为不然，也是饿死！
死亡也是动力，逼着人们作出求生的冲刺。18户农民作出了当时可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严峻选择。
一张在皱巴巴的白纸上写的三条《保证书》轻轻摆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18户农民拥到桌前，用粗糙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上有力地摁了摁，将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摁在那16开的白纸上。
如今这“绝密文件”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向人们昭示着那特殊的时期掠过中国大地的那场急风骤雨。
“包产到户”后的情况如何呢？1980年1月10日，中共凤阳县委呈送给万里的一份针对小岗村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用详尽的数字进行了有力说明：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达132 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作物25 200斤，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粮食征购超任务
3800斤，而过去的两三年中一粒未交还年年吃“返销”。
“包产到户”对小岗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剂“补药”还补强了全中国农民虚弱的身子。
万里很快开始了他的小岗之行。
省委第一书记来到了穷乡僻壤，小岗轰动了。
万里踏着泥泞挨门挨户走访。当他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见到其竟贮存着数千斤粮食，由衷地赞叹道：“呵，这回‘讨饭窝’不再饿肚子了！”
万里又走进那摁手印的18户中的带头人严宏昌家。
严宏昌向万里诉苦道：“有人说我们小岗村‘包产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
万里显然被激怒了，他庄重地回答：“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们‘拉倒车’，‘挖墙脚’，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给你打好了……”
人们这才放下心来。
曾希圣和万里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为民请愿”，个人结局完全不同，一个被免职调离，一个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他们的身上，都闪烁着共产党人党性的光辉。他们无愧是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代表。他们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同样为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楷模。
曾希圣和万里的例子还说明，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说到底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做官”看重的是自己的提升，于是，只重视上级的赏识，只看重于上级看得见的“政绩”，而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并不关心。也就是说，不能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因此，对人民群众有没有感情，是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我们考察和判断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四节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1）
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大变革，把改革、开放并列提到了首位，其实改革和开放是两个概念。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是建立创新的经济体制；开放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相互联系、相互推进。开放，引进来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规则、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不断冲击着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它推动了改革，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不断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为开放创造更好的环境。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开放。
然而，中国的开放之路是非常曲折的。
开放前的中国为封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始终是紧闭着的，这里有主观的原因，更多的是客观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我国；从60年代起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迫使我们不得不闭关锁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蔡政”（即财政部写作组）的文章，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这八个字使当时的国人很自豪了一阵子。多年来，不借外债，尤其不向西方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Times New Roman》，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Times New Roman》（1980年《中国统计摘要》），而这点进出口额，其贸易对象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没有西方国家的商品，图书馆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期刊，工厂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同西方国家基本没有科技文化交流。除了领导人出访以外，普通人是不能走出国门的。
封闭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Times New Roman》，到1980年下降到25《Times New Roman》；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Times New Roman》；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Times New Roman》，居第12位，1980年下降到075《Times New Roman》，居第32位。这就是封闭的代价。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思想中形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总以为从国外来的人会是资本主义派遣的“特务”，会盗窃我国的政治经济情报等。
中国还是夜郎大国，因多数人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总以为国外的劳动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中国人宣传马列主义去“解放”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这些今天看起来“幼稚可笑”的说法，当年存在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中。
当时的中国，处处会遇到封闭观念的掣肘。
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如何走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呢？
1978年盛夏，混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偷渡浪潮在这里激烈地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
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
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外逃人员46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这条路线更为艰险。
就在这个盛夏，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被塞进卡车，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1978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挣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2000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两贡生产队的林美兴逃到香港不久就寄回3000元港币。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就是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100元侨汇券可以优待购买30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的肖全珍7月份收到9000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月10日就用4500元买了450公斤粮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解决偷渡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习仲勋了解到，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香港属开放型的大都市，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而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当地的基层干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