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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香港属开放型的大都市，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而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当地的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尽快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人往富裕方面的流动靠堵是堵不住的。
习仲勋的想法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1978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代表团走访了5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谷牧一行汇报。汇报内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国已很落后，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二是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是国际经济运行有很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我们可以采用。谷牧的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四化”建设务虚会，研究国外的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又讲了西欧考察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务虚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讨论，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这些思想后来都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
早在1978年4月，由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经过考察，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1978年6月3日，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宝安、珠海积极行动。行动最快的要算香港招商局。这个机械厂是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是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赶考》 又一个伟大思想理论的诞生第四节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2）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对建立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认真研究。2月2日上午，谷牧召集各部委责任人，具体落实了一些特殊政策，对出口加工区在税收、关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在内地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想过，现在却放手干起来了。
广东省迈出了比招商局更大的步伐。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到广州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负责人分工到下面调查研究。大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和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在广东省汇报时一直静心听讲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实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哪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之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致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和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的领导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50号文件是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广东、福建两省从此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随后，国务院批准上述4个特区的地理位置和区域范围，各特区相继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和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一样，经济特区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关闭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不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当时最突出的是走私。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涌进来，怎么办？措手不及的省政府下令全部廉价买进，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当然，这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广东省由此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在广东，贪污行贿也比内地多了起来。这又为本地对开放心存疑虑的人增添了忧虑。广东的自主政策还冲击了当时其他地区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国家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一下子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放开了。广东的价格一放开，邻省的商品就大量流入。这也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的出口，超计划的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了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在国内收购出口商品再转国销售，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入广东，影响了其他省出口任务的完成，因而各省意见很大。
广东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纪委先后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同时，福建省委的领导也被召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们面对面交换意见。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这就是令广东、福建两省干部感到头痛的中发［1982］13号文件。
13号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外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罪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问题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退回到老路上来，即不去努力规范市场法则，反而强化计划经济审批权，结果又使权钱交易的现象变得越发严重。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有可能把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13号文件后，广东、福建存在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但广东有任仲夷、梁广大（时任南海县委书记）等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再说广大老百姓不允许走回头路。因为国门一经打开，洋货大量输入，先进技术源源而来，国际规范不断涌入，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有比我们更高的生产率，有比我们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人民有比我们富裕得多的生活，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一个社会还有足够的生产力发展的潜力时，它是不会表现出“垂死”特征的，在那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因而，我们要老老实实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尽管在学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不能因噎废食。
最终站出来说话的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1984年春节期间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挥笔题字对几个经济特区给予大力支持和肯定。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开放由点连成了线。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又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而，加快了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装备，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提高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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