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岢至�4天，试图挽救苏共的最后努力以失败而结束。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命运，戈氏说由他们自己决定。至此，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党惨遭瓦解。接下来是苏联国家的命运了。
全民公决让人们松了一口气，绝大多数苏联人赞成保留苏联。但人民不再当家做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各民族政治领导人手中，他们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几乎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布独立，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独联体”。
愁云惨雾，前程暗淡。列宁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雕像纷纷被推倒，只有马克思的雕像还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上面被人胡乱涂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原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日子挨到了12月25日。
这一天，原希望把苏联变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联邦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不再担任苏联总统，到了第二天，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从此就在法律上消失了。镰刀斧头旗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冉冉升起。这一天恰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98周年诞辰。
面对北方邻国发生的剧变，大多数中国人非常震惊，震惊得心里发冷，尽管我们喊了多年的修正主义，可当红旗真正从克里姆林宫顶落下时，我们心里还是很难过。这里毕竟是列宁的故乡，是我国几代爱国者心中的圣地，当中国共产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时，是苏联党和人民给予了最真诚、最实际的支持，如果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红军的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知要向后推迟多少年！
而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个已有74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甚至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受到强烈的震动，继而深深地惋惜，但近2000万苏联共产党员却无动于衷。当苏共被迫解散时，各级党的机关的4000多座办公大楼被查封，财产被没收。而查封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人们没有发现当时的共产党员自发地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发生了国家解体这样的大事时，苏联共产党员也出乎意料的平静，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有位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学者有这样的记录：他看到苏联解体的新闻发布当天晚上，跑到红场和列宁墓前，他想，这里是苏联和苏共的象征，总会有些不甘心亡党亡国的苏共党员自发聚集到这里。痛哭也好，愤怒也好，总会表示点什么。结果他失望了，红场上没有他希望看到的场面，只有巡逻的哨兵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个外国人。这是真实的记录，真实的让人心痛！为列宁、斯大林心痛！为千千万万个保尔？柯察金心痛！在心痛之余，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一节 “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2）
回答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苏共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再代表广大党员的利益。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当时苏联民众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Times New Roman》，代表工人的占4《Times New Roman》，而代表干部集团的高达85《Times New Roman》以上。在党内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的气氛中，迅速减退的是全党的智慧和党的执政能力。由于不需要也不允许党员有自己的思考，他们的个性被磨掉了，也失去了对组织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以至党遇到突发事件时，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反应都十分冷淡，党的战斗力已完全瓦解。应该说，苏共垮台的原因是这样，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垮台也大体如此。所以，一个党如果不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就成了一个权贵和党棍们的俱乐部，就失去了党的战斗力。苏共在攻打冬宫时只拥有20万党员，结果夺取了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拥有200万党员，结果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亡党亡国时苏共拥有近2000万党员，号称1900万党员，其实只剩下1500万党员了，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已先后有400多万党员退了党。
对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西方兴高采烈，认为“共产主义领地”剩下的几块地方也肯定维持不了多久，幸灾乐祸地等待着那用不了多久的一天。
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中国无疑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并没有惶惶不安，只是在内心升腾起悲壮的信心：“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要再加上一句：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中国如何挽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呢？作为一颗政治新星，江泽民同志的一句话给12亿中国人吃了定心丸。他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但改革开放也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人心惶惶，什么事也干不成。1990年6月4日，在“政治风波”平息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通过进一步治理整顿，令人惶惶不安的通货膨胀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抢购风潮的平息，也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流通领域的混乱也得到了遏制，全国裁并公司10万多个，占各类公司总数的1/3以上。
党在治理经济“过热”的同时，在惩治腐败方面也让国人看到了希望：清理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领导人员“特供”；严禁领导干部超标准配车；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禁请客送礼；认真查处腐败案件等。为此，在1978年恢复重建的共和国检察机构内，第一个反贪局——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于1989年8月18日宣告成立。随后，各地纷纷效仿，设立反贪局，使我国的反贪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反腐倡廉的大事，使党风一新，人心大快。
刚刚接过接力棒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
1992年初，87岁高龄的邓小平告诉身边人，他要去南方，到广东由他创建的经济特区去看看。此后，邓小平的这一行程被人们称为“南巡”，他沿途所作的一系列关于改革的讲话，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7日早上，当邓小平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他只是一介平民。他的妻子卓琳及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楠陪他一同旅行。实际上他要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而呐喊。
在中国经济奇迹诞生地深圳，邓小平对热情洋溢的群众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又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他补充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合理税收，工人还要合理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警告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离开的时候，邓小平当着众人的面对深圳市委书记说：“你必须加快发展！”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声明。因为在整个中国，深圳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不少批评家经常把深圳当做改革速度过快的实例。现在，邓小平却让深圳发展得更快些。他借用了毛泽东的比喻：“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
专列奔驰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这位老人不停地发表直率的言论。江泽民同志在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也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开放步伐”。
对邓小平南巡，中国的媒体给予了极高评价，说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把邓小平南巡称做“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一首抒情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寻求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的改革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Times New Roman》，远高于原来预计的6《Times New Roman》。尽管这种白热化的增长后来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腐败日甚，但它毕竟成为使中国迈向现代化和繁荣富足的经济强国的一个起点。
邓小平南巡使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不管人们或者在党内是如何议论邓小平的主张，但他相信自己是在发展——而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倡导改革到1992年南巡，政治意识形态的辩论在中国一直持续着，用邓小平的譬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改革的“河”。1992年后，争论结束了，道路扫清了，速度加快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改变了世界的看法。对于西方的“制裁”，首先耐不住的是日本。1991年底，日本首相访华，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日本首先放弃“制裁”。1994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也宣布取消。当然，不乞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