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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敏锐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当今最大的政治”。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主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纪律性，就是从政治的高度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是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讲正气，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革命气节，有一股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00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说了下面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共产党人时时刻刻都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个人的名利地位应该看得淡一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名位钱财之类，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总要多做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体现。元曲和《红楼梦》中都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割舍啊？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格言警句和诗词歌赋，都是劝人要奋发向上、淡泊名利，不要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地生活。老子就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不是说要大家看破红尘，那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对个人的名利，要看得开些，否则很难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社会环境的考验。”
巨贪李嘉廷（云南省原省长）的罪行被揭露后，中央领导在批示中有这样的话：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切勿寿星佬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吃再好的饭，也只是一日三餐，住再大的房子，睡下去也只是一张床，对子女最大的爱护是教育其艰苦朴素，勤学苦练；我们整天讲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李嘉廷做领导工作多年，也说了不少这样的话，岂不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这批语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堕落行为的深恶痛绝。
以“三讲”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全党有70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另有500万党内外群众加入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行列。在两年时间里，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民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党风建设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和成功实践。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五节 摘除“恶性肿瘤”决不手软（1）
腐败是没有国界的，它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心照不宣的共同语言。腐败是当今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被普遍称为“扑不灭的火焰”和“恶性肿瘤”。1989年那次政治风波中学生喊出的口号中，最响的一个就是“反腐败”，那么，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怎么样？至今令中央高层最头痛、令中国百姓最痛恨的仍是“吏治腐败”，人们公认这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9年底，中央党校在部分厅局级干部学员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所列13个问题中，腐败占第一位。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半月谈》杂志共同进行一次问卷抽查，对象是不同学科的50位专家，结果仍然是腐败排在最前面。
《中国新闻周刊》刊出一篇题目为《不谈腐败》的文章，文中写道：“腐败谈多了，真是令人口干，贪官的故事太多，人们听着也心烦。其实比腐败更可怕的事情，是人们出离愤怒，对腐败干脆不谈。”此话有些偏激，出离愤怒是鲁迅先生文章中的话，是愤怒至极和对当政者完全失望的表现。当前，民众虽然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当局惩治不力感到不满，但还没有对反腐败取得最后胜利完全失去信心。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50位专家，他们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较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激烈，党和政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狠斗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虽极为艰难，但进展显著。
的确，对反腐败正党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下了大决心的。江泽民同志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这就要求中央带头为反腐败做表率。1998年和1999年国务院发动了两次“正己行动”，国家审计署对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进行了全面突击审计。1998年的审计集中在国有粮食部门，弄清楚了6年来2000多亿元的挂账亏损是如何形成的，结果抓出一大批“粮耗子”。
1999年，国家审计署对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进行了一次全面审计。结果令人吃惊，绝大多数都有违法违规问题，“一身清白”的部门寥寥无几。审计结果出来之后，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向朱镕基汇报，朱镕基说：“不遮丑，不护短”，如实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是年6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李金华向全体委员作了审计报告，委员们反映非常强烈，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他们说：“这是多年来审计报告中最好的一个。”他们表示：审计部门敢于碰硬，顶住压力，把问题揭出来，人大常委会就要认真关心和跟踪整改结果。
李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审计部门就是国家的‘看门狗’，一定要把门看好。”
让人大常委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违法违规部门多。榜上有名的首先是财政部，依次是国家税务总局、海关、中央国库、水利部、电力、公安、铁道、邮电、煤炭等。
其次是违规违法金额巨大。高达164亿多元，而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为6395亿元，也就是说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Times New Roman》的违规违法资金在上缴中央财政前就被以各种名目截留。
再就是手段五花八门。有应缴的预算收入而未缴的，有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有预算资金未按规定缴入中央财政的，有滞留、欠拨财政专项资金的，有隐瞒转移专项资金的，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巧立名目、将中央税收化为地方税收的，有提取不合理代征代扣手续费的，有伸手向下属单位集资、要钱的，有挤占救灾款物的，有截留罚没款的，有不及时收缴节余资金的，有越权批准减免税的，也有征了“过头税”的，有因监管不严而导致少收少征的，有涉嫌走私和偷逃税款的。对于应上缴中央财政的，想方设法能留的留，能截的截，能瞒的瞒，目的就是一个，为地方和部门谋取不正当利益。
财政部管钱，违法违规的数额最大。所以，人大常委们对财政部意见也最大：管钱的也这么干，这还了得！
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或建楼堂馆所，或私设小金库，或乱发奖金，或请客吃饭，或公费旅游，或存入银行坐吃利息，或用来买国债炒股，或买汽车，或用来投资未经批准的项目。虽大部分未落入个人腰包，只不过是“扩大了”的个人而已，还是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有小部分实实在在进了个人的腰包，审计审出了一批违纪违法分子。
2000年，国家审计署再次对上述部门进行突击审计，结果是，违规违纪问题虽比上一年有所减少，但距“两袖清风”仍有天壤般距离。正人先正己，实非易事。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人们迫切期望所有的“上梁”都能早日被扶正。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反对和弃权票达700多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不满意。
世界上有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叫“透明国际”。它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与腐败作斗争的组织，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到2001年5月止，它已经在82个国家建立了分部，透明国际建立于1993年。从1995年，它每年度发布一次各国的清廉指数（CPI）；这个指标是基于大约10个覆盖不同领域的调查的加权平均。它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其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10到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清廉指数被称之为“民意中的民意”，因为，它是综合了许多关于腐败的调查报告的结果。以1999年为例，它在该年的清廉指数制作过程中一共参考了17份调查报告。其中，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调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以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等。由于各个调查报告覆盖的国家子集不同，一个国家至少需要三份调查报告才能列入清廉指数的评比。但是，因为不同国家清廉指数来源的报告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衡量误差。该项指标涉及的国家（地区）样本数量较多，应用也比较广泛，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可和使用的腐败指标。
透明国际对中国清廉指数的评估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1980年至1995年的清廉指数为513，属轻微腐败；之后清廉指数逐年下降，到1993年至1996年为243，为极端腐败；随着党和国家对腐败打击力度的加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