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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同志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说：“腐败是一个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腐败，对我们来讲，某些方面非常严重，我非常仇恨它。但是要想一下子一个早晨把它都解决，看来也很困难。反腐败只能用法制的办法、舆论的办法、教育的办法、监督的办法逐步地加以解决。”
为澄清对反腐败工作的模糊认识，江泽民同志早在1993年就告诫全党，“反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查，一步一步地引向深入。”也正如毛泽东所说，任重而道远，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七节 如此惊人的相似（1）
进入2005年以来，中国各大媒体每天都在播报《永远的丰碑》，当电视屏幕上出现红色的鲜花簇拥的长城，象征血染的江山的画面时，人们屏声静气在观看、在聆听，这里有为民族解放、国家的富强而长眠于地下的革命英烈，也有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的先进典型。
他们所处的时代虽有不同，但他们都留下了相同的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全党的楷模。看到他们，人们也同时想到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一些败类，他们是用自己对党的背叛，留下了千古骂名，极大地玷污了党的声誉。
分析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滋生的这些败类，他们的腐败生涯虽各有不同，但透过其光怪陆离的表象，我们可以洞察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挖掘出来，以警后人。
〖HT11。H〗 官商共生型腐败——干部傍“大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私营企业中多数人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的。有的则靠钻国家政策与法规的漏洞和缝隙，通过非法手段，在短时间赚取巨额利润。非公有制经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除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外，还受到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挤压，因而他们要想获取巨额利润，必然会想到在官员中寻找“保护伞”。通常做法是“拿钱买路”，搞权钱交易。这一点私商和官员各自都心照不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官商一家，官商结合，互为利用的腐败形式：干部傍“大款”，“大款”傍干部。
相互“傍”的结果实现了“双赢”，前者获取了工资以外的收入，满足了豪华享受的欲望，后者通过“送钱送物”而获取非法经营的通路。那些手握重权的干部为达到个人目的向“大款”们投桃报李，就构成官商内外勾结的腐败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很是“源远流长”，建国初期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勾结奸商张文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制定了不少鼓励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政策，这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不能否认非公有经济与现有国家体制和国家利益的矛盾，不能否认非公有经济人员对一些国家干部的侵蚀。在腐败案件中，受贿的往往是党政干部，行贿的往往是非公有经济人员（官员的买官以及国有经济的法人打通关节行贿那是另外的说法）。在社会转型期中，党的建设面临来自发展非公有经济的严峻考验，而理论界和检察机关长期忽视非法商人在党政官员腐败案件中的作用，对行贿者的追究与打击力度不够，使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
2003年3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集中力量查办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大案要案，把“官商内外勾结”的腐败案件作为“特别要坚决查办”的对象。中央高层会议提出“官商内外勾结”这一概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腐败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利益结构的转换唤醒了人们对利益意识的勃发。面对新生代暴富群体，如私企老板，个体户，一向处于优势地位的公务员产生了相对的被剥夺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禁不起灯红酒绿和金钱美色的诱惑，心理失衡，道德倾斜，利令智昏，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因为贪污、受贿而被判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在忏悔书中说：面对那些先富起来的一些人，思想和心态不平衡，“我们的素质比他们要高许多，可我们仍过着清贫的生活”，“思想已逐步发生变化的我，防线逐步开始瓦解，由抵制、拒绝变得躲躲闪闪，由躲躲闪闪变得心存侥幸。”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办事处薛根和侵吞公款3700多万元人民币，他在走向刑场时道出诱因：“当我看到‘老总’‘老板’们整天出入各大宾馆，坐着‘奔驰’‘凌志’，又有漂亮的小姐围着，心里就不平衡。”46岁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看到别人的豪华住宅和装修，觉得自己太寒酸了，终于因贪心而接受贿赂，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被开除党籍、撤职、判刑。
在政策出现漏洞、监管不严的条件下，干部阶层较为普遍地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必要的“服务费”，那些手握重权的官员，如果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就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支撑，向不法商人出卖手中的权力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大案要案呈现官商勾结的显著特征。从纪检监察机关1998年至2003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腐败官员的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私商主推波助澜。这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违法违纪案件109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Times New Roman》。根据统计，其他级别的违纪违法案件也具有此特征。浙江省纪委曾对1995年至2000年因腐败问题受处分的“一把手”或者握有实权的官员24人进行过专门调查。这24人中，明显具有“傍大款”特征的有14人。他们与大款称兄道弟，相互利用，形成庸俗的“铁哥们儿”关系，事实上，哪有什么“哥们儿义气”，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号称“中国第一贪”的原河北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曾手握进口汽车配额分配大权，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期间，李先后5次将1249辆汽车配额提供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使用，同时接受丁宁给予的现金4723万元，丁宁给钱最多的一次为1640万元，100元一张的人民币整整装了16个旅行包，李友灿开着高尔夫“运钞车”，分3次才将这笔巨款运到专门为存钱在北京所购置的一套不显眼的房子里。李友灿卖配额仅一年多时间，就受贿4744万余元，日均受贿7万多元，受贿的数字之巨、速度之快，创下了“全国纪录”，把其他贪官都甩到了身后。“广西王”成克杰在1996年4月通过情妇李平违规低价批地87亩给私商周坤，每亩地价由9688万元降到55万元，又“金口一开”给周坤放贷188亿元，钱似流水一样流进了周坤的口袋，作为回报，周坤先后送给成克杰3000万元，这3000万元对于成克杰来说，相当于他连续工作1000年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多么有诱惑力呀！
2003年12月被判处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安徽省阜阳市领导和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贷款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先后索取、收受贿赂计折合人民币517万余元，在他的背后有号称“八大金刚”的一群“大款”，王怀忠自诩是“泽中蛟龙”，迟早要“终入大海”做大官。他有一个诀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土地、财政款变成一些个体老板的银行金库，当自己为升官需要金钱铺路时，这些“大款”又成了他的“钱袋子”。
经济转型过程中，权力“寻租”活动的存在，以及通过权钱交易迅速暴富的现实可能，也使“收买权力”的活动不断升级。这当中，赖昌星绝对称得上是当今中国“买权”市场上的“一代枭雄”。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家子弟在毫无背景的条件下，能将违法的走私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关键一点就是他注意开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源，煞费苦心地罗织了一张关系网。这是一笔颇具繁衍性的无形资产。他的“豪爽”让人吃惊，他能将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Times New Roman》用于收买大大小小的官员，使厦门海关几乎全军覆没，他的“就怕干部没爱好”的名言如今家喻户晓，在票子、女子、位子、房子、车子、本子（外国户照）、孩子这“七子”中，只要你有一样看中，他就能将你俘虏。例如，赖昌星送给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一部“凌志400”黑色轿车，一张华南虎皮，还有一个“杭州美女”周兵，为二人姘居提供了豪华别墅，周还在国外为杨生个外籍男孩。而杨前线的“回报”是闭上眼睛，让海关“国门”形同虚设，使载着数百亿元走私品的车船如入无人之门。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七节 如此惊人的相似（2）
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案，大大小小上至政治局委员陈希同案下至“河北第一秘”李真案，几乎个个都是官商共生型腐败，即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共同完成一个腐败过程。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贪官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此话不知有没有人去验证过。但一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