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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克杰出生于广西上林县大丰镇塘栖村，壮族，解放后他家定为地主成分，不仅土地财产一无所有，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他奋力拼搏，1957年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直到1984年，年过半百的成克杰才入党并出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也可能因给他家定地主成分的怨恨，成曾说：“我本不愿意入党，是他们非让我入党不行。”后来在成功的仕途之路上，忘乎所以，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严重扭曲，也可能人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仍打着地主阶级的烙印。他在职时曾对一个干部讲：“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这种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成了他在腐败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动力。
祖籍河北的贪官孟庆平，曾任海南、湖北两省的副省长，放牛娃出身，因为穷，13岁才开始上学，学习勤奋，天资聪明，博闻广识，其后来在担任政府要职时以有超强的记忆力而闻名，特别是对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数据，可以记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曾被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誉为计算机头脑。
大学毕业后的孟庆平和当时很多的优秀青年一样，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建设，到海南昌江县的石碌铁矿，钻在山沟里一干就是22年，从采矿工人一直干到矿长。他吃苦耐劳，有“拼命三郎”之称。
1983年，邓小平到海南视察，孟庆平在座谈汇报中谈了自己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见解，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肯定，从此成了一块“闪光的金子”，职务步步高升，随着权力的扩大，他开始受到大大小小的“大款”和金钱美女的包围，终于因收受巨额贿赂、生活糜烂、乱搞两性关系、玩弄女性被关进北京秦成监狱，不久死于狱中。按他自己的话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无产阶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多年培养教育。”
被称为安徽省第一巨贪的原安徽阜阳市长肖作新，也是出身于贫寒的家庭，出生不到两个月，就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姐姐，靠着拉板车，给别人做佣人养大了两个孩子，肖作新依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大学，工作后从27岁就被提拔，到38岁就当上了阜阳市市长，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惜娶了一个贪婪霸道的老婆周继美，结果在短短5年间，在只有1300多万人口的阜阳市，很快聚敛了2200多万元的钱财，相当于从阜阳每个百姓身上搜刮2元。其灵魂蜕变的速度令人惊讶。
李嘉廷，出生于滇南山区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士格的小山村。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七节 如此惊人的相似（5）
石屏县历史上就有重教兴文的传统，曾有“山川东迤天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的誉称。李嘉廷的语文老师，云南著名作家李乔，曾多次说到小时的李嘉廷“学习很刻苦。”而李嘉廷中学的母校石屏一中的老师说，李嘉廷曾是他们的骄傲，也曾是所有红河人的骄傲——1963年，19岁的李嘉廷从这里走出大山，走进北京，是红河边走进清华大学的第一位高才生。历史简直开了个大玩笑，这个本已实现梦想的“山里娃”，在过了40年后却滑落为人民公敌。随着其本人命运的转折，妻子王骁自杀，儿子李勃也成了阶下囚。历史为什么这样无情呢？
那些走向腐败的高官，在自己的发迹史上的确一个个都展示过自身过人的才华。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误了卿卿性命。”
三是辉煌的仕途经历，使他们私欲迅速膨胀。
成克杰等中国的“于连”们走上仕途后不久，适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大批高学历的年青知识分子干部补充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正值青壮年的他们，高学历、高智商，风华正茂，也就自然成了幸运的弄潮儿，由于大气候形成的大势所趋，他们之中竟有人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成克杰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当上正省级的干部只用7年。
李嘉廷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到正厅级的晋级只用4年。
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28岁成为河北省委的一个副处级秘书，5年间升为厅级干部，34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国税局局长，并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前景，要再用5年时间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高官，可惜成了“一枕黄粱”。
面对突然到来的权力和地位，“于连”们没有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的培养，而认为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把自己当成“先知和先觉”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当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由于这些人长期拒绝监督，迅速堕落成司汤达笔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像暴发户瓦尔诺（书中贫民收容所所长，后当上省长）一样，无比的贪婪和吝啬，“自从掌管国家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迅速增加了两三倍”，中国的“于连”们何止两三倍！他们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贪贿，过着香车宝马，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
这些出身寒门的“于连”，本应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却堕落成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身居高官，却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正如老百姓给他们的画像，即“三路”和“四个代表”。
所谓“三路”：官路（跑官、买官、要官、卖官）、财路（乱收、乱支、乱花、乱报）、玩路（歌厅、舞厅、赌厅、按摩厅）。
所谓“四个代表”：代表自己、代表老婆、代表子女、代表情人。
分析这些共产党内的贪官走上腐败之路纵有千条万条的原因，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为了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翻身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们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的甚至被灭九族，“满门抄斩”。徐海东大将长征时期是红二十五军军长。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男女老少共66人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任八路军师长的贺龙，曾同蒋介石会过一次面，蒋随口问起贺龙家中可好，贺龙激动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全家80多口人全被杀光，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蒋介石颇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据党的六大时的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者高达32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
今天的江山正是这些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任由贪官们去糟踏，共产党人的一世英明任由他们去玷污，九泉之下的先烈们能不含恨吗？
成克杰等一些从寒门走出的官员，由于当了官就去追求名誉地位、金钱美女的现象，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出身豪门，却视富贵如粪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抛弃万贯家产投身革命，去出生入死，这又是怎样的境界呢！
小说《红岩》中的革命烈士陈然是有真实原型的。陈然出身金融世家，川内豪富。他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关进渣滓洞，他的家人用钱打通了关节，只要陈然能写个“退党书”便可获得自由，出狱后经商也可，出国留学也好，陈然拒绝了。他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宁可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
更让人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致力农民运动的，竟是四个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沈玄庐、彭湃、毛泽东和夏明翰。
沈玄庐是我们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他家是浙江萧山有名的地主，家财万贯，家中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沈玄庐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叛者，公开站到农民一边。他头戴农民草帽，身穿土布长衫，经常站在土地庙的戏台上向农民发表演说，公开表示不向农民收租，并把家里的钱粮送给农民。开始农民都以为他是疯子。他以百折不挠的工作，终于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从发现的史料看，他于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
彭湃是从1922年开始，在家乡广东海丰县启发和组织农民起来斗争的。他家是全县有名的大地主。彭湃向党组织自述家庭情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他自己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但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公开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带人来分自己家的土地，把家里人气个半死。因而被农民尊称为“彭菩萨”“农民王”，牺牲时年仅32岁。
夏明翰则出身于湖南衡阳的豪绅家庭，世代为官。但他少年时代就同情家里的轿夫、女佣这些受压迫的所谓“下人”，后来他成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牺牲时只有28岁。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便是他的就义诗。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兄弟5人都投身革命，先后为革命英勇捐躯。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出身富农，在4个人里，他的“成分”还是最低的。众所周知，毛泽东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
上述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出身书生却没有迂腐之气，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身为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相反，那些从贫苦家庭走出的某些贪官却为了能够飞黄腾达，背叛了本阶级，从贪婪走向毁灭，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位长期从事人类行为科学研究的权威——多尔尼克博士认为：长时间由于物质的缺乏和人格的缺失，会导致物质和精神的过分追求，这种追求一旦超过了道德的约束力，就会产生犯罪。于连是如此，那些中国的“于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