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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胡锦涛指出：“巡视制度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措施之一。”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多次强调：“巡视工作做好了，能够进一步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有利于从制度上强化党内监督，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依法执政，把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2005年中央要求把巡视工作扩大到县（市、区）的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强调对县（市、区）委书记，即“一把手”的监督。可见中央对“一把手”这个领头羊的重视。
县一级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县级党政正职在领导班子中处于重要地位，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一把手”，在一个县（市、区）里，位高权重，往往集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甚至监督权为一身，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所以，对“一把手”的治理特别重视，是势在必行。
对基层政权组织“一把手”重视治理是有历史渊源的。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各地县令上任前，朱元璋都是亲自接见，当面赐教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既要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要推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许许多多的县级正职领导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因而，有人形容县委书记的工作像走钢丝，弄不好就摔下来。因为权力大、责任大、风险也大。同时，正因为现有体制确实对“一把手”委以了一定的实权，如果想干事，是可以干成事的，关键是手中的权力是为公还是为私。由于相当一段时间，中央对“一把手”的管理监督制度相对薄弱，缺乏可实际操作的办法，致使这个群体成了违法违纪的“重灾区”。
2005年5月底和6月初，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分别在四川和安徽召开了“买官卖官”案例剖析座谈会，从会上通报的10起案例中，可看出一些腐败分子的“卖官”罪行主要发生在任市、县委“一把手”期间。10起案例中，有8人担任过县（市、区）委书记，1人担任过市（地）委书记。尽管他们经历了多个职位，但“卖官”受贿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市（地）委书记、县（市）委书记”期间。早在2004年中组部为严惩用人上的腐败现象，一下通报了4个县委书记，4起“一把手”受贿“卖官”案，他们是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安徽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马招德（主要是在原任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卖官”受贿），其中的典型李铁〖JP＋1〗成在国家级贫困县、在抗日英雄杨靖宇烈士战斗和牺牲的土地上，任职6年多，先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300多万元，其中借调整干部收受110多名科以上干部的贿赂179万元，平均每年贪贿50万元之巨。而当地的人均收入仅230元、城市低保仅90元，李铁成一年的贪贿相当于5000人的低保工资。
黑龙江绥化市所辖10个县（区）牵涉到“马德”案中的干部，50《Times New Roman》以上是“一把手”。“慕马”案中涉及23个地厅级领导干部，其中17个是“一把手”。所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呼声很高。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说：“我们最关心的是党政‘一把手’，对党政‘一把手’的党性、责任、能力、特点、长处、弱点、改革创新、廉政建设以及班子的协调能力等各方面的情况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分析。”现在“一把手”涉案的较多，因为现行制度、机制管理为“一把手”提供了绝对权力，同时也为“一把手”提供了枉法违纪的机会。“一把手”说了算，管财是“一把手”，管物是“一把手”，“一把手”更是管人的铁腕。一个由一人说了算的地方，早晚都会出问题。慕绥新就把自己当成党内的个体户，谁也管不了。这说明现行监督机制对“一把手”来讲往往无足轻重。
古人云，“政者，正也，主帅以正，孰敢不正。”江泽民同志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所以，由于“一把手”所处的特殊位置所决定，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突出对“一把手”的治理监督是党面临的重要课题。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登出了一篇令人忾然痛心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县委书记岗位缘何成为腐败“重灾区”》。〖ZW（〗《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7月。〖ZW）〗文中说，一边是“一把手”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一把手”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近年来，安徽省18个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因卖官受贿被查处，让人触目惊心。
安徽省纪委的官员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心的沉默”，形成了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人们的高度警惕。
调查文章分三个部分。〖KH…1〗
〖HTH〗第一部分：“沉默”背后的六种心态
从安徽省查处的情况看，县委书记的岗位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颖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收受巨额礼金被查处。有的敛财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孙孔文在蒙城县委书记任内，月均卖官受贿竟超过10万元，短短两年多疯狂敛财300多万元。
陈兆丰在定远县委书记4年任期内，因卖官受贿900多万元被查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到该县干部群众中深入走访，一些干部的感触令人警醒：陈兆丰卖官受贿、来者不拒，“陈千万”的绰号早已街巷尽知，可为何多年无人举报？甚至县纪委在早已掌握斋朗乡党委书记周家银给陈兆丰行贿的确凿证据后，仍在“不正常地沉默着”。阜阳市许多干部说，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王汉卿（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卖官，可就是没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知情、有据而沉默”，是这些县绝大多数干部对待贪官的一种普遍选择。经大量座谈，他们认为“六类心态”蔓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到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张华琪分255次受贿、犯罪金额达530万元，有时是几个乡镇干部一道用公款行贿，可以说知悉内情的干部不少于千人，一些乡镇干部甚至借高利贷行贿，极大地败坏了颖上县的“官风”。如此众多的干部知贪而沉默，就是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送的钱就打水漂了”。
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基层盛行的“买官卖官风”极为反感，但自觉“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与同事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
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我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怕遭报复。”一些干部担心检举揭发的信件“绕个弯子又回到县里”，现在正赶上县、乡机构精简，县委书记找个借口把你“减”掉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五节 治理好腐败的“重灾区”（2）
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睁着眼装糊涂”，我何必做这个“出头鸟”？贵池区委书记钱学明自己曾说：他把批评当成“找岔子”；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在会议上严斥工作上的不同看法为“杂音”。这种“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去监督？
五是“同僚们都送钱了，我也送钱；他们都沉默了，我也沉默。”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一些干部对记者说：“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都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党性、没立场”。
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反正反腐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的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原亳州市检察院起诉科长就是花一万元从李兴民手中“买了”一顶副检察长的官帽。公检法等部门的干部也参加到“买官队伍”中，让一些想“捅破窗户纸”的干部心有余悸，不得不沉默下来。
第二部分：“潜规则”掏空监督机制
涡阳县、颖东区、定远县的部分干部跟记者座谈时说，在“书记垮掉”的这些县区，许多干部“党性挂在嘴上、规矩贴在墙上，但他们办事依照的却是官场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包括：“因为‘一把手’说了算，所以要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买官、“跑工程”的钱都集中花在了县委书记身上，这也是18个县委书记垮掉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县区中，县长或县委副书记少有“出事的”。许多干部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得县委书记“一锤定音”。韩希鹏说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所以，原颖东区交通局党组书记李少军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个体户，靠金钱开路，在短短几年间，仗着区委书记韩希鹏一人的“赏识”，就坐上颖东区交通局的“头把交椅”。对李少军这般民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