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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句：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意思，不会挑选需要的词就等于在图画课上用钉子代替削尖的铅笔。”——在教员休息室里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经常写着这一类的话，张贴一些发展言语的材料（好的课堂记录，剪报等）。
我有一个丰富的藏书室，我只选购那些有重大艺术价值的作品。我想让这个藏书室成为审美修养的标准。教师、学生、家长都到我这里来借书。跟读者的每一次见面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彼此交谈起来，我从这些谈话中了解到许多有趣的生活故事，借以扩充我的教育学眼界。
照料一棵结满果实的葡萄树，朗读几首写人状物的抒情诗，也都给我以巨大的享受。我也写作，不过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教会我的学生使用语言。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些年份里，我写了1000多篇小作文，这些小作文有的是描写自然现象的，有的是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体验的。 我把自己写的小作文和短诗读给学生们听。我喜欢跟他们交流关于周围世界（自然界、人）的思想和印象。我看到，当儿童从作文里和短诗里发现了他们也曾有过这种体验的东西时，这样的作文和短诗就使他们特别激动。当我的作文或短诗触动了儿童的心弦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努力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对词的感觉、想用词来表达人的最细腻的内心活动的要求，这正是一个人的真正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
对于语言教学，我不能设想它没有到家乡各处去旅行和参观，没有对自然景色的观察，没有用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河岸边，在田野里，在夜间的篝火旁，以及在淅沥的秋雨声中坐在帐篷下的时候，我教给儿童怎样说出关于他们周围的事物的思想。使我高兴的是，我对语言的热爱传给了孩子们，占据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他们感受到了词的美丽、清香和细腻的色彩，他们也写起关于自然界的小故事，作起短诗来了。
当你看到，到处都有你的学生——有在你身旁的，有在学校工作的，有在医院工作的，有参加集体农庄生产的，你会感到高兴。我们的10个毕业生，在读完高等学校以后，又回到母校来工作。当地医院里有3个医生是我校过去的学生。还有我们“共产国际集体农庄”的总农艺师，区农业管理处的总工程师，荣获“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的生产队的队长，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村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从1949年到1965年，这个村子有611人受完了中等教育，他们当中已经受完高等教育的有242人，正在高等学校里学习的有143 人。我们村子约有居民6，000人，但是其中出了工程师84人，医生41人，农艺师38人，教师49人，其他专家30人。在革命前，这个村子从1867年到1917年的50年间，只有7人受过中等教育，1人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高兴地看到，个别家庭里，一家就出了好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粮食收购站的一个工人家庭里，四个儿子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后来又都上了大学，都当了工程师。一个普通的农庄庄员，大女儿是医生，二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工程师。这样的家庭我可以指出几十个。对于我们这些人民教师来说，共产主义建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在培育、教养和把他们领进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93、关于和谐的教育的一些想法
在某一个学校里，八年级学生米哈伊尔成了使全体教师感到担忧和头疼的人物。他是母亲的独生儿子，高高的、匀称的身材，长着一双蓝眼睛。他像水银一样好动，眼光里总是带着嘲笑的、乐观的意味……啊，就是这一双好奇的、故作天真的、不信任别人的、顽皮的眼睛，常常把教师们惹得大发雷霆。早在五年级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大名在外”了，都说他是一个没法改正的、无可救药的而且是狡猾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懒汉和游手好闲者。他被勉强地“连拖带拉地”跟班升上来，但仍不免留过一次级。这孩子长成了少年，又长成了青年……
离八年级结业还剩下3个月，米哈伊尔跟母亲一起来找校长。米哈伊尔显得特别沮丧，一语不发，而母亲央求说：“请准许他不要再继续上学了，我想给他随便找个什么工作去做……”
米哈伊尔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作文。小伙子跟语文老师尼娜·彼特罗芙娜之间发生了一场难解难分的冲突。在他看来，作文真是一种高不可攀的智慧的顶峰。女教师在教室日志里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打上“两分”。于是，米哈伊尔他就不再交作文了。在尼娜·彼特罗芙娜的课堂上，他开始“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女教师气得面孔发白，在课间休息时回到教员休息室，双手颤抖着。同事们都愤慨地说：这究竟要容忍到什么时候才算完结？当知道米哈伊尔要离校参加工作的消息后，同志们都向尼娜·彼特罗芙娜表示祝贺……
由于工作繁忙和要操心的事很多，也就没有时间再想到米哈伊尔了。有一天，尼娜·彼特罗芙娜的电视机出了毛病。她打电话给新近在区中心开设的电视机修理部，请他们派一位手艺高的师傅来修理。她还再三叮咛说，不要随便派一个马马虎虎能应付的修理匠，而要派真正顶用的老师傅，电视机已经修过3次了，还是不好用……修理部回答说：一定派一位真正顶用的师傅来，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手艺高超的师傅。
尼娜·彼特罗芙娜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听见敲门声。站在她面前的正是米哈伊尔。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但是非常好看的工作服，手里提一只小箱子。尼娜·彼特罗芙娜惊慌失措了。
“你找我吗？”
“是的，找您，”米哈伊尔发窘地说，“是为了电视机的事儿，您不是给修理部打电话丁吗……” “是的，请进来，”她邀请米哈伊尔走进室内，把摆在电视机上的花瓶拿下来，不由自主地掸了掸灰尘，虽然上面并没有什么灰……
我不再详细叙述当米哈伊尔在修理机子的时候，尼娜·彼特罗芙娜所经历的那非常难受的2个小时的情形了。米哈伊尔调好了电视机，演示了极好的清晰度和可听度，说：“保用3年。”当他开好发票，说出应付的数目后，尼娜·彼特罗芙娜羞愧得脸上发烧，另外多给了3个卢布……米哈伊尔把钱退还给老师，低声地、然而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说：“您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您是这样教育我的吗？我的作文写得不好，可是我毕竟学会了正确地生活。当时我也喜欢您的课……是的，比任何别的课都喜欢。这些课会一辈子留在我的心里。”
米哈伊尔匆忙地收起工具走了。
“而我手里捏着那张3卢布钞票，久久地坐着，哭着。”过后尼娜·彼特罗芙娜对教师们说，“当他在修理电视机的时候，我惊奇地看着他，心里想：这完全不是当时在我的课堂上的那个人啊。他那眼睛，他对我的态度，都和那时候不一样了。一个思想折磨着我：我们作教师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觉，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懒汉和毫无希望的‘两分生’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和双手里，还蕴藏着天才呢……不，这不仅是蕴藏着一个巧匠的天才，而是蕴藏着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大写的‘人’。是的，亲爱的同事们，我们没有在学生身上看到这个大写的‘人’，——我们的主要过失就在这里……”
这件小小的但是含意极深的事情，好像一股强烈的亮光，一下子把我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想法给照亮了。（我想，这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想法。现在，当苏联学校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步骤——向普及中等教育过渡的起点时，这些想法同样激动着许多教育工作者。）
为什么常常看到，一个儿童跨进学校大门以后，只过了2、3年，他就不想学习了？为什么对许多少年来说，就像一位母亲在信里所说的，学习简直是“活活地受罪”？为什么不愿意学习这件事，不但给少年在校内的全部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使他遭受挫折，和别人发生冲突，逼使他跟马路上的坏人结交起来，使得教师简直无法工作？为什么现在我国正开始向普及中等教育过渡的时候，每年却有成百上千的少年中途退学？所有这些现象的根子究竟藏在什么秘密的地方？ 使我最感不安的，是一部分男女青少年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毫不在乎的态度。“伊凡诺夫，你得的是‘两分’，”教师说。“得两个‘两分’也行啊，”愤慨的伊凡诺夫回答说。再加上他那么得意洋洋的一笑，这真像一根尖利的东西直刺教师的心。教师由于无能为力而气得声音颤抖，可是这些17岁的人（要不是实行普及中等教育，他们早已应当站在机床旁边工作，跟着犁头或播种机在田间耕地、播种和伺弄庄稼了），由他们所组成的学生集体，却常常竟然也对教师表示愤慨或满不在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该怎么来解释这一切呢？不仅是要解释，而且要采取措施消除这些不正常
的现象，制止和预防教师心里的这种真正的痛苦。
我觉得，在以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为指针的学校里，一个人竟然在集体面前表现得满不在乎，吊儿郎当，自己贬低自己的人格——无所事事，敷衍塞责，不愿意掌握知识这种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正是这一点是骇人听闻的，完全不可思议的。
教育学的理论家们，当谈到集体对人的个性的巨大影响时，经常是这么来解释某些青少年缺乏教育的原因的：既然如此，那就是说，集体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对学生的教育不够，而教师呢，据说是不善于通过集体来影响个性。这是一种多么幼稚可笑而又软弱无力的辩解啊！它给教师指错了方向，实质上是在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