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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主皱皱眉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停了一会儿黄科长又问庵主：
“听说过宁先生吗？”
庵主点点头，呷了一口茶，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若有所思。
黄科长又谈起了我的经历，什么辞职呀，地质学院毕业呀，到东部开拓新的事业呀，回城后又加入了他的协会呀，说个没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发现庵主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一幅又一幅画，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似的。他偶尔伸出指头点划一下，说一句：“用墨很好。”再不就是：“闲章盖得不是地方。”“这里应该压一方印啊！”
最后一句刚刚出口，黄科长一步跳过去：“有光，不能这样说！这是有讲头的啊！”
黄科长一急就忘了叫“庵主”，而是直呼其名。这使我知道他叫“有光”。
我问：“有光先生，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庵主背着手，微微把脸转过：“没什么，业余时间搞搞根雕、写几幅字而已。”
我发现庵主少言寡语，却并非是腹富口俭的人，他大概在生人面前天生有一种拘束感。与他谈熟了，他的话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了。我们俩坐到了一块儿交谈起来。黄科长偶尔插一句，一会儿就伏到案上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庵主一会儿问我认识这个吗？认识那个吗？他说的名字只有一二位听说过，但我一概摇头：认识那么多人，这就与黄科长所说的“择友甚严”相抵牾了。原来这个庵主热衷于交往名流，朋友多得让人吃惊。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我还发现一个秘密——这也是他与黄科长过从甚密的原因了——他可以替黄科长搞来很多所谓的“名人字画”，同时还是黄科长的热心读者，能适时送去激烈赞誉。他问我：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23）
“看过黄老‘自传’了吗？”
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我从来没听谁叫黄科长为“黄老”。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没有，还没来得及拜读。”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看看！”
我点头。黄科长笑眯眯转过脸来：
“庵主帮我一字一字订正过。当然了，回头老宁是要看的，我还要请他斧正……”
我说：“不敢。”
庵主接着背了一段“自传”。我惊讶地发现：他嘴里的这一段文字竟是如此畅美。
庵主离开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闪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从今天起就算是朋友了。很好。相见恨晚。请多加关照。再会！”
他说的都是书上的客套话，但因为热情烤人，又足以弥补那种刻板和不足。我把他送到门外。我的后面，黄科长和小冷却及时地站住了，大概他们有意让我和庵主增加一些接触。
庵主再一次握着我的手：“我很重视你。我们将尽快见面。要知道——”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熙熙攘攘的巷子：“‘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
这一句并非是对我说的，而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句喟叹。叹过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他那梳理齐整的背头不知什么时候给搞乱了，但头颅却一直用力昂着……
５
很久没有见到滨了。
当年我想在东部办一份杂志，通过滨的爱人联系了一家已经办得不耐烦的刊物。我们想用“过户”的方式把它弄到那儿去。就这样，我与滨结识了。
第一次见她让我好一阵吃惊。我得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长得大大的，极其完美。闪着光泽的*肌肤、一对水灵灵的忽闪不停的眼睛，都让人一时无语。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座干燥酷热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样水汽充盈的生物。接下去我还发现，她的性格比她的形象更有魅力。那真是爽朗热情，温和宽厚。她和爱人水乳交融，两人形影不离，嘘寒问暖；他们竟然能当着别人的面亲吻，却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洋人。他们俩并排坐在那儿，大多数时间两手相牵；有时他们彼此忙里偷闲地、匆匆地看一眼，留下一个幸福的、不易察觉的微笑。总之她落落大方，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她只是使人仰慕或爱恋。当然，她对任何男性都会有吸引力；不过对她只可以尊重而不可以亵渎。作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我想滨的一生都不会有通常的那些男女麻烦，而只会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摆在那儿，让人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景仰。
我后来还曾在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她。在那种热闹场合，她好像比平时更加出众，简直是仪态万方。她有一刻由于要应酬一边的朋友把爱人给忽略了——突然想起来时就急急地找到，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刚刚结识的一些女友旁边一一介绍。
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缠住了。我每当看到那个长着一缕白须、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踩着碎石路而来的老人，就有点不忍。滨总是眉开眼笑、一蹦三跳地扑过去，小心地扶住了老人。那时老人就把拐杖提离了地面，一下挽住了滨的胳膊，一只手还紧紧握着她的手，拍打抚摸：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我想你啊，想你啊。”
“我也想你呀聂老。”
就这样，她搀扶着聂老到屋里坐下，目中再无他人。聂老看着她，她也看着聂老，两个人手扯手坐在那里。这种注视至少要花去二十分钟。这之后聂老才提起拐杖，咳嗽着，弓着腰站起：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24）
“我回了，孩子，我该回了。”
她的爱人也站起来，只把客人送到门口。聂老由滨搀着，送上很远的一段路。
去找滨吗？我仍然拿不定主意。
第二章
流浪小记
１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人否认：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有规律地作息，这既是健康的条件，又是健康的标志。如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一日三餐，定时与家人散步、与孩子一块儿玩耍等等。如果有可能，最好让美梦也适时而至。从容、和谐、健康，这一切才是人们真正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惜这一切在四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我毫不沾边。这也是我与梅子的差异。梅子，还有她的一家，简直很难有一种什么外力能够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谈到我与梅子的不同时，岳父和岳母只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宝贝女儿：她有事业心。
我缺少事业心吗？
岳母有一次叹息：“如果你们俩能调换一下就好了。”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苦笑。我好长时间都在琢磨这句话。后来我在台历上写了这样一句：一般而言，事业心并不能使一个女性变得更为美丽，除非她是一个殉道者。
我写下来也就忘了，压根儿记不住当时为什么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大约是梅子随手翻阅台历看到了吧，有一天散步她突然问我：
“喂，问你一个词儿。”
“什么词儿？”
“什么是‘殉道者’？”
我怎么也没有记起在台历上写过的那句话。我认真地解释了一番。她接上问：某某是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提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我回答：都是。可能都是吧。后者我见过照片，那是一个执拗的、十分温厚而端庄的女性，很美丽。我想她的美有一多半是来自那种殉道精神。这种美应该是不容侵犯的……
梅子不吱声了。
过了很久，我还能想起她那天奇怪的神情，后来终于恍然大悟：我记起了在台历上写下的话。我笑了。梅子那一天与我讨论，说那些一心扑在平凡而又不可缺少的岗位上的人，那算不算“殉道”呢？她进一步解释，说自己就是一个被固定在这样的岗位上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了。我说是啊，在有些特殊的年头里，人们到处寻找轰轰烈烈的事情，以便成为一个英雄。他们巴不得在路上遭遇受惊的马车或歹徒抢劫，实在不行就是碰到一个草垛着火也好。他们就盼着有这么一个机会挺身而出。可惜怎么也碰不到。结果有人太急切了，做梦都想参与这些恶性事件和不幸事件，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竟然亲手点燃了老百姓的草垛，然后再一头一头往火里撞……
梅子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开玩笑，我是跟你认真讨论的——我是说，有些女同志，她们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她们在你眼里是不配被称为‘美丽’的。”
我吭吭哧哧：“这样……当然了，这样的女同志很多，我很尊敬她们。不过也有那么一些女同志就不是那样……”
“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扎扎实实工作，把希望寄托在歪门邪道上。她们只会见风使舵，只会讨好……”
“这样的人哪里都有，这种人我们太熟悉了。有的女人是这样，有的男人也是这样。如果他（她）遇到一个好色的上司，腰带也就形同虚设……”
梅子盯我一眼。我马上为自己的刻薄而后悔。不过说心里话，那样的男男女女可真不少啊。每个时代的败类都是由这一类人构成的。我们不光不能指望这样的人当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儿子。
《你在高原》 第三部分 曙光与暮色（25）
讨论是务虚，按时上班才是务实。当我在街巷上来去匆匆时，梅子也就高兴了。她问：
“看，你现在简直比我都抓紧时间了。你的工作真有那么忙吗？”
我点点头。
我每天出门很早。本来有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到那个小四合院，可我往往要走上一个小时。随着人流往前摇晃，有说不出的惬意。有时候随便什么东西就可以把我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