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整整一代人已经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国家的人才出现了巨大的断层。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影响中国未来的长远大事，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问题堆积如山。邓小平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
在他的眼里，哪些是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呢？
事实上，那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告诉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干部说：我出来是早晚的事，可能还是当大官。但我要先抓科学和教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第八章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2）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尽管身兼多项重任，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甚至说：教育要狠狠地抓它一下，一直抓它１０年８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教育部的负责人找到了自己家里。他谈了自己对教育工
作的一些意见，既有方针政策、大的原则问题，也有具体的问题。他谈的很细很细，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他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批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４０所到５０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
１９７７年８月４日，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３０多个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邓小平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自己也讲了话。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
他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
最后，通过讨论，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策：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中国也确实再耽误不起了。这时的美国有科研人员１２０多万，苏联有９０多万，中国只有２０多万，而且还良莠不齐。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２０年。就是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恐怕追赶不及。
１９６６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迟，随后停止招生达６年之久。１９７２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荐选拔的办法，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备，这给大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讨论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有同志提出来，当年进行高考恐怕时间来不及。邓小平拍板说，夏天来不及，那就冬天考试，明年春天入学。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个决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由于时间紧迫，１９７７年的高考甚至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来不及预备，又是邓小平批准，临时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库存纸张。
１９７７年冬天，５７０万考生走进了考场，２７万３千人得到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８年，６１０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４０万２千人。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大学生，他们属于七七级，但却是１９７８年３月才入学的。他们当中不少人过了而立之年，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父亲或母亲。
这张合影，记载了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邂逅相遇的故事。
那是１９７９年７月的盛夏时节。邓小平到黄山休息。在攀登鳌鱼峰时，有位年轻女孩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了上来，邓小平以为她要赶路，还站到路边为她让路。没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回来。
邓小平听说是大学生，立刻问：“呃，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读的是新闻系。”
邓小平说：“难怪消息这样灵通。”
邓小平在他们的学生证上签了名字。
７５岁的邓小平还同这几位２０多岁的幸运儿一起留下了这张合影，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第九章 乐园风景乐园风景（1）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邓小平
像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一样，逢年过节，邓小平都喜欢和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有说有笑。
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也会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头，心甘情愿地听任
儿孙们的摆布，其乐融融。
这是孩子们的杰作，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光。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１９３０年１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妻子正在医院准备生小孩。重逢的喜悦换来的却是永久的悲伤：张锡瑗因产褥热去世了，孩子出生不久也死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是金维映。１９３３年，邓小平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在他被关进“审讯室”前，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拿到他面前。金维映后来死在莫斯科。
随后是剧烈的战争和不停的迁徙，在６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无暇再组织家庭。
１９３９年８月，邓小平从前线来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房子里。邓发是个活泼而热情的人，对邓小平又很了解，他决定帮邓小平找一位意中人。不久，还真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
她就是卓琳，原名浦琼英，从北京大学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当时２３岁。
几十年后，他们的女儿这样介绍当时的母亲：“浦琼英长得可能多几分像她的爸爸，健康的肤色中，脸蛋红红的，好像阳光下的苹果。两条又黑又浓的长眉，像两道拱门弯在额下。一双眼睛大大的，眼皮双双的，睫毛长长的，笑起来，又开心，又无拘无束。很是讨人喜欢。自打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她便吃得饱，穿得暖，万事不用操心。因为，上有父亲的庇荫和母亲的偏爱，下有兄长们的呵护和姐姐们的陪伴。这种优裕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开朗、活泼、凡事不计较、又不善盘算的性格。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受宠的人嘛，总不免有点娇蛮。”
卓琳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来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跟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卓琳不愿意嫁给邓小平，还有这样的背景：当时延安有个笑话，有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到延河边散步，女知识分子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工农干部回答，有什么漂亮的，像个大饼。所以卓琳就想找个知识分子做对象，不想找工农干部。
但邓小平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的，他让卓琳的女朋友传话，要亲自和她谈谈。卓琳答应了，两人谈了两次，卓琳觉得还行，这个小个子军人有点知识，是个知识分子。
１９３９年，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是在毛泽东当时住的窑洞院子里举行的。那是一个简朴、热闹却规格很高的婚礼。和他们一起结婚的还有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