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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深厚，是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山，这水，这江，这河，还有它们承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精神，在邓小平的心中，总会唤起千般感慨，万种情思。
在古都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工作人员拿出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剑给他看。当他听说德国是在１９３９年才申请这样的铸造工艺专利时，他连忙带上手套仔细地凝看。
东北有个镜泊湖。也曾留下邓小平的身影。
在东南的黄山，他卷起裤腿，登上了山顶，一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模样。
西北的嘉峪关，长城的起点，邓小平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１９７９年，他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５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后来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１９８４年，北京的几家新闻媒体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募捐活动。计划筹集１５万元人民币，用于长城的部分维护。这个活动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为了表示自己的支持，９月１日，他亲笔为活动题写了主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来，平均每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２００万元，大大超过了预计。用这些钱修复的长城已经向游客开放。
长城，正以新的雄姿，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火。
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乘“东方红３２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他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１６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６０年前，当他在１６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他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７６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
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对这个问题，各方面意见不一。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他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他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他点点头：“哦，是这么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他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１９８１年夏天，邓小平西出阳关，到新疆视察。途中，他做了个短暂停留，参观敦煌莫高窟。去之前就通知甘肃省委，这次来是休息，不谈工作，不用汇报。
早在１９２６年邓小平就到过甘肃，以后也多次来，但都没有机会亲眼看看驰名中外的莫高窟。这次正好路过，终于填补了多年的遗憾。
到了敦煌，邓小平先听当地文物研究所的领导介绍情况。听完后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当地领导如实作答：研究经费不足。
邓小平当即对同行的王任重说：“任重，经费你给考虑一下。”又对敦煌的同志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
有些群众在莫高窟认出了邓小平，顿时邓小平来敦煌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当工作人员把群众想见一见他的愿望告诉邓小平时，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邓小平乘坐一辆面包车，出了宾馆大门，沿着东大街缓缓驶过，邓小平在车里向两边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告别了热情的敦煌人民，临走时还念叨着：“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没过多久，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拨来的３００万元专款。
在当时，靠了这笔钱，莫高窟南北窟区都进行了加固，多年欠账的职工宿舍盖了起来，由研究所发展成为研究院，敦煌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十章 人民之子人民之子（2）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１９８６年１月，８２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
这个赞叹的后面，埋藏着一件尘封的往事。
１９７３年，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游船在美丽的漓江中航行的时候，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出现了：从两岸的各种工厂里排出的又黑又臭的污水，毫无遮掩地向江里倾泻，原本清澈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和垃圾堆。
当天晚上，外宾们入睡后，心绪难平的邓小平找来了广西和桂林的领导，严肃地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北京后，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有关桂林山水保护的文件，桂林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治理。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明显效果。看到了这个效果，邓小平十分欣慰。
心情愉快的邓小平在桂林还留下了一个小幽默。
当他参观完芦笛岩风景区时，风景区的同志请他题词留念。他拿起毛笔，笑着说：“写啥？”
同行的小孙子拉着他的衣服说：“写到此一游。”
邓小平说：就依你的。说完挥笔写下了“１９８６年元月２６日到此一游。邓小平”几个字。
一旁的王震也忍不住，在邓小平签名的后面提笔写下：“陪随者王震。”
伟人的爱国情感，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之中。邓小平到过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省区没有去过。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让他魂牵梦绕。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
１９７８年２月，７４岁的邓小平赴尼泊尔访问。他在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目光专注而深沉。
西藏，一直是邓小平心里非常惦念的热土。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二野的政委，邓小平是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直接指挥者之一。为了准备和平解放西藏，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西南局召开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着重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有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我部队进军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邓小平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纲领性文件——同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叫“约法十章”。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是以这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框架上发展充实起来的。１９５１年，西藏全境获得解放，这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
然而，邓小平这个西藏和平解放的功臣，却没有机会踏上过西藏的土地，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大遗憾。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陪同外宾赴藏访问拉萨，行前邓小平委托这位副总理给西藏捎话，希望得到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
后来西藏的领导同志把一尊精美的佛像交这位副总理带回给邓小平，以慰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
１９９２年１月，邓小平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参观，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１９８４年１月，邓小平来到特区深圳，他站在国商大厦的天台，细细地观看了深圳的全景后，向雾气缭绕中的香港投去深情的目光。
那是他半个多世纪前曾经五次经过的地方。
虽然是中国自己的土地，但却被外国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