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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治世，也一定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
世通常是指30年，或指一个朝代。汉儒董仲舒在研究《公羊传》时提出“张三世”的理论，何休则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将此“三世”定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他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针对三世的不同，通过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行文中暗含讥、贬、诛、绝等条例，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理想的“王道”精神贯穿其中，即《公羊传》所说的“三世异辞”。孔子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素王”、“新王”，就是因为他借《春秋》“垂宪立则”而行王者之道。
王者即民间常说的千年一帝，指治世的圣贤之王。尧、舜、禹属于圣王，周武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时期的帝王，属于贤王。佛教将圣贤之王称为“轮王”，按他们的德能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和铁轮王。轮王都是应时运而生的，能将国家由乱世转为治世，乃天生的治国能人，他们也需要至少三十年才能让一个国家达到“仁”。
综上我们就了解，国家的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国的政治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从庶民、富民、教民、胜残去杀到仁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随便可以达到的。一方面要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治理，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可有几个国家能保持一百年以上的和平稳定？能保持三、五十年的都不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汉、唐等朝代保持了较长期的和平稳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是依靠为政者的道德与智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圣人的礼乐教化。既知治国之难，国人就应树立起历史使命感，遇事要从国家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去考虑才行。
正身务本
『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切实地端正自身品行，对政事来讲，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怎么能端正他人的品行呢？”
当官首在正其身，无欲则刚，说话才能掷地有声。身上有污点、道德有亏欠，迟早都会被人告发，沦为笑谈，或被人要挟，那还谈什么治国？美国近年发生的虐囚丑闻、黑狱丑闻，就使小布什的支持率连创新低。
《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正心的意思是心地清净，远离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做到“无我”才能正心。有私欲，就容易将之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政以德就是空话。
『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yàn）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呀？”冉求说：“忙于政务。”孔子说：“你那是忙于事务，如果真是忙于政务，虽然不是我去做，我也能象列席会议那样一清二楚。”
晏是迟、晚的意思。“与闻”相当于“列席”的意思。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即列席各种国政会议。
这也是一段有意思的谈话。冉求说自己挺忙，有很多政务。孔子不屑地说：是事务吧！因为在孔子看来，政务首在正身、正德，现在冉求却在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忙活，好比董事长不去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却喜欢帮别人打字，且乐此不疲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从政者在忙于政务，全国人民也能清楚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们考察领导干部有没有做政事，就看他符不符合率民以德、正心诚意的标准就行了。如果他只喜欢热衷于在媒体面前作秀，或忙着请各路神仙吃饭、开杂会，那便是忙于事务而不是政务了。事实上，越是贪官越懂得做表面功夫，总是很开拓进取的样子，其实他忙的都是关乎自己官帽前程的那一套。
『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国君难做，不就近乎一句话而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过：‘我做国君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只不过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而已。’如果说得对而没人违抗，不也是好事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而亡国吗？”
一般人觉得日子舒坦，就说是“皇帝般的日子”。其实做皇帝可没那么舒坦，全国多少事情要处理，忙都忙不完。“为君难，为臣不易”便是孔子真正的君臣观，看重的是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那些认为做皇帝便是无人敢违逆其意的人，简直就是丧邦辱国，不配做一个君主。所以我们读《论语》时应深思其智慧，而不要刻意去误解它。
照孔子的标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是一言而兴邦的话吧，只是要努力实行，落实在具体执政行为之中，才能真正起到兴邦的作用。
『16』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境内的人高兴，使境外的人愿意归附。”
拿城市来说，“近者说，远者来”就是城市吸引力，它与那个城市的环境、人才结构、治安、政府效率等息息相关。比如说广州，经济虽然发达，可治安较差，有时候就难免“近者不悦，远者不敢来”了。
拿国家来说，“近者说，远者来”就是移民吸引力和投资吸引力，也与那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等方面息息相关。
以为政举措来讲，改革开放就是“近者说，远者来”的好政策。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其他国家更认同中国，将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回头看也有改革开放的功劳。因为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促进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令到台湾与祖国大陆成为一个整体，这时统一便成人心所向。
以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来讲，“近者说，远者来”指的是他的领导魅力——能否团结优秀的人才，和而不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治理国家如果不能凝聚人心，选拔人才，自己即便有通天本领也是无所助益的。
“近者说，远者来”短短六个字，便道出了为政的中心原则和终极目标，真是不简单啊！
『17』子夏为莒（jǔ）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莒父的长官，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只见小利。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莒是鲁国的一个城邑，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
“欲速则不达”好比说男女谈恋爱，刚见面就想马上结婚，行得通吗？事情想有圆满的结果，需要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缘配合，因缘不具足，心急也没用。有些问题暂时看不清楚的，先放一放，它的发展态势和症结所在就清楚了。好比看病，不清楚病因就先维持着，清楚病因就马上治。
“因小失大”好比说城市环境建设，短期似乎带不来效益，但从长远看，能让这个城市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卫生方面的投入，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教育，事关百年兴衰，必须长线投资，否则就“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了。治国要警惕“毒品效应”——在云南边境的一些农村，不少农民因为身体病痛而去吸食毒品，最后难免泥潭深陷、家破人亡。同样，治国者不能因贪图短期的利益的而采取自戕举措，那将埋下亡国的祸根。
人恒其德
『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rǎng）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不一样：父亲替儿子的错误行为有所隐瞒，儿子也为父亲的错误行为有所隐瞒。但正直也在其中了。”
攘是偷盗。父亲杀人，儿子去举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父亲偷羊，儿子的处理手法就可以有很多种：劝父亲把羊还回人家，或自己付钱买下来。如果儿子选择举报，会令父亲在错路上无法回转。所以孔子说的父亲做了错事，儿子为他隐瞒一点，这种隐瞒并不是包庇，而是使事情有回转的空间，使得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如果一个社会因法治而令人与人之间非常淡漠，亲情伦常都没有了，这还能算是大治的社会吗？所以情与理，德与法的力量必须兼顾，不要鼓励百姓走其中任何一个方向的极端。
『1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在家恭顺有礼，办事认真尽责，待人忠信诚恳。即便到了边荒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