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硐刖统鱿至嗽菔钡募涠稀�1949年以后，隐士或有隐士风的学者已经逐渐敛迹了，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艺术品格越来越不合时宜，随着接受五四前国学教育的人士一个个去世，知书法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文艺政策”是阶级性、大众化、通俗易懂，明确的政治功利性使传统文人书画的山林气、隐士风、文人气、书卷气都成了禁忌，于是浅露、直白、粗陋、做作之风盛行，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出现了一段蒙昧主义时期。封闭时期之后虽出现了思想解放，然不仅中国文艺领域受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笼罩依然存在，而且由于书法家成长需要长时期的艺术积淀，这使它不能像其他艺术门类那样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迅速出人才，于是对于少文化的官员和一般大众来说，启功的书法符合他们的“审美理想”，如此，平庸者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启功先生就被推到了书坛首领地位。在中国文化经历浩劫而凋敝的时代，天才人物老的已经死亡，新的尚未诞生，借谚语所云——只能从矮人中选将军了。矮人中的将军，不仅是启功，其他几家也不过如此，比如以草书闻名的林散之其书法在表面的雅的掩饰下，却是时出俗笔。什么是俗？无底蕴的夸张取媚，浪费画面的空间，以无生气的混乱掩盖想象力的贫乏，就是俗。把王铎的万毫齐力的奔放、处处出人意料的生动、空间分割的奇构与林散之一味毫尖的擦蹭、墨法的玩弄（当然林散之受黄宾虹墨法论影响不无可取处）、结体的空疏对比，他们间的云泥之别可见时代书学的霄壤之变。对于封闭时代以后的大众，伟大的艺术家即使存在，大众也会嗤之以鼻，像谢无量的书法让大众理解是不可能的。况且天才是需要环境的，在“旧”社会可以产生弘一法师、马一浮、谢无量这样重量级的文化大家，其书法下笔的境界自然高标；在“新”社会，写大字报的红卫兵里后来至多只能产生几个会写小说、拍电影的人，偶有几个舞文弄墨之徒，也不过是些小玩家——话题一旦延伸下去就超出了讨论书法的范围。
不过启功先生毕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天分，所以不自夸，面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传统，他自知自己的书法远没有达到古代一流书法家所达到的境界，但心向往之，这是启功先生的清醒所在。他的书法尽管浅显，但毕竟不是“龙飞凤舞”的恶札。但我劝学习书法的青年朋友，可以学习启功先生学习中国书法传统的路数，但不必直接模仿启功书法，对于一个愿意把钢笔字写美观的人当然无所谓，可如果一个有天分的人向往延续中国书法艺术传统并立志成为书法家，那就要尽量避免学启功的字，因为一旦形成书写习惯，启功狭隘的个人风格几乎全是痼疾，再想脱离恐怕要花费时日。
一段历史公案的了结
——《张闻天图册》读后
？ 李庆英
在张闻天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由张闻天文集编辑工作组组长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图册》。这部图册吸收了近年来关于张闻天研究的最新成果，收入了图片四百八十三幅，其中有许多图片资料皆属首次披露。而且，在这部图册的许多图页上，还选录了张闻天本人以及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薄一波等的精辟言论和谈话，进一步展现了张闻天光辉的一生。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致使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曾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会。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致的悼词中说：“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同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这种看法曾在一段时间里代表着党内和学界的共识。
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这段历史，却被搅乱，成为党史上一段没有了却的历史公案。目前，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任职情况，权威的流行的说法是：“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1〕可以说，这个说法代表着当前史学界和权威党史的共识。
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称之为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呢？近年来，有些学者和知情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据有些学者考证，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任“负总责”的说法最初来源于1982年发现的陈云同志会后写下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和他同年12月所写的一份《关于遵义会议几个问题调查的答复》。这部图册中收入了陈云的这份“传达提纲”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的影印件，从中可以辨认出“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的字样（《张闻天图册》，第59页）。此外，陈云在《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就这样，虽然中央没有下达任何关于张闻天由“总书记”改为“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是，自此以后，史学界却几乎都把陈云的这份手稿和《答复》奉为圭臬。因此，此后出版的各种著述中，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的表述中，几乎都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负总责”。例如，近年出版的颇受好评的《张闻天传》一书中，有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一节，在谈到关于遵义会议变换党内领导部分时是这样表述的：“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从组织上说，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没有再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洛甫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2〕
上述陈云手稿是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发现的，1956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接收过来，直到1982年才得到确认。但手稿上并无“传达提纲”字样。这个手稿究竟是陈云在长征途中所写，还是1935年8月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所写，学界的看法不一。而且既然是“传达提纲”，当会有不少旁证，但迄今为止却未能见到。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有关张闻天的大量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一些学者和当事人开始提出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人的谈话和文章多散见于一些非主流的刊物之中，故影响面不大。因此，这部由权威党史部门出版的《张闻天图册》第一次赫然以“在总书记岗位上（1935…1938）”为章节，并以大量的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重要情况，无疑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这部图册至少披露了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三个方面的有力证据和材料：
一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谈话。1935年1月，周恩来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在1972年7月的一次关于遵义会议的谈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张闻天图册》，第61页）杨尚昆也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当年他以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且，他本人还与张闻天有着半个世纪的亲密情谊。这部图册收录了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的一次谈话，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张闻天图册》，第58页）
耐人寻味的是，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有关遵义会议的一段叙述却与杨本人生前的说法不一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当然更愿意相信杨尚昆生前的说法，而不是整理者的定稿。十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纷纷面世。学者引证时，需要详加考辨。尽信“回忆录”，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像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等两部回忆录，其中便有诸多史料不准确，甚至还有常识性的错误。
二是张闻天本人在六届六中全会辞让“总书记”一事。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而毛泽东本人则“不主张提这个问题”。因此，会议没有讨论作出决定，但是，会后张闻天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把负责全局工作的职权交给了毛泽东（《张闻天图册》，第100页）。可见，张闻天本人也不否认他担任过“总书记”，不然，何来“让掉”总书记一说呢？
三是党中央的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还有党的正式文件可征的。这部图册中收入了《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刊发的邓小平于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作悼词的影印件。从中可以看出：“就在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