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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党中央的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还有党的正式文件可征的。这部图册中收入了《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刊发的邓小平于8月25日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作悼词的影印件。从中可以看出：“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即是遵义会议）邓小平的这份悼词当然是代表中央的。当时主持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除此之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3〕
从这部图册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具体时间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三年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图册还披露了张闻天在任总书记期间所做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决定。例如，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就派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等审理陕北肃反错案，迅速释放了被冤屈的刘志丹等多位同志。再如，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闻天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第一个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即不“除蒋”的主张（《张闻天图册》，第83页）。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真相，却一度被模糊、弄乱，甚至被莫名其妙地记在了别人的头上。
总之，从遵义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这段历史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但是，到了延安整风后期和七大以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远离了中央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党内权力的交接。自此以后，知道张闻天的人就渐渐地越来越少了，更没几个人知道他当过总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一度被以反面教员的身份亮了一下相，此后，他便在备受折磨中销声匿迹了。
回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是十分清晰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未曾听说过的“负总责”。针对这种情况，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呵。”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由权威部门编写又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图册》，就是对张闻天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也为这段历史公案的了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愿不久的将来，“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的内容能够堂堂正正地被写进权威的党史之中。
（《张闻天图册》，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2〕程中原：《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想起了“秦书田”
？ 翟大炳 张有根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已是妇孺皆知了，但人们更应知道，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右”斗争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因言治罪而封闭了言路。此后，广大知识分子就噤若寒蝉了。画家叶浅予在回忆录中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改造人人都自觉地说假话，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多是靠假话过来的。”〔1〕“反右”斗争被认为是一次触及知识分子灵魂的思想大改造。就运动时间之长、累计人数之多以及酷烈程度，“反右”斗争是比不上“文革”的，但就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言，他们所受到的苦难也是触目惊心的。
历史自然不能重演，但却可以温故而知新。我们重读了古华的《芙蓉镇》后，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秦书田这个人物。他多才多艺，热爱生活，对自己所从事的文艺事业充满激情，但因搜集流行于湘西民间的风俗歌舞《喜满堂》，确定它的反封建主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遣送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如何看待秦书田？对没有经历过“反右”斗争的中青年说，他们首先是惊讶：怎么仅仅因为上述原因被打成“右派”，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鄙夷，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骨气操行的苟活者，是鲁迅所说的“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老实认罪”，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作词作曲创作了《五类分子之歌》，歌词云：“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老实服法才光明。”秦书田“对这支既有进行曲味道，又颇具民歌风味的《五类分子之歌》颇为自负，还竟然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上教唱”。不仅如此，每逢大队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到“有！”并像学校里的体育教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摆动着小跑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得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尤其是他因递上与胡玉英结婚申请书而招致判决十年徒刑时，他对胡玉英的临别赠言竟然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也就是说，他信奉的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的信条，将自己等同于动物的生存。秦书田的上述表现令人反感。当今青年人对“反右”已恍若隔世了，他们对上一辈所诉说“反右”时期所遭受的苦难，常常嗤之以鼻：“你们老一代活得太窝囊，为什么不抗争？”时下一些硕士、博士所写的一些文章更是这样责问：“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像鲁迅那样铮铮铁骨，而是那样猥琐苟且！”我们无法苛求一个从未经历过“反右”斗争苦难的青年人有着与上一代人的身同此受的感情，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决不应是鸿沟。让青年人认识“文革”的灾难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彻底认识“反右”带来的恶果，对“文革”的认识将是不充分的，而且也认识不到像秦书田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特殊价值，他是否是由于受到迫害致使灵魂有了极大的扭曲而成了变态人格的畸形人呢？如艾青在《盆景》中所言：“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受尽了压制和委屈／生长的每一个过程／多有铁丝的缠绕和剪刀的折磨／任人摆布，不能自由生长／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以不平衡为标准／残缺的典型。”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然而当“反右”斗争已定格成为历史，我们再回顾过去，上述看法显然是皮相之见。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确是如此，但秦书田却是另类。他的特点是在扭曲和变态后面的“抗争”，虽然这样的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孕育于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然而它恰恰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秦书田真的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苟活者吗？否。秦书田老实的后面是抗争，不过却是将它戏谑化了。他是以游戏的方式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进行颠覆，同时也为消解自己痛苦而找到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此时秦书田所谓“认罪”分明是将自己变成“侯宝林”了，他显然是古人俳优的滑稽表演在新的形势下创造性的再现。俳优为古代的伶官，是当代人所说的演员，确切地说是喜剧演员。他们的表演常常在嬉笑怒骂中寓有严肃的批评。余英时教授说：“这些人在社会上没有固定身份，他们上不属统治阶级，下不属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说真话讽刺君主。”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即使以调侃的玩笑方式对帝王进行讽刺也可以免祸。晋国的优施曾说：“我优也，言无邮。”邮为“尤”的假借字，“尤”指过错，就是说有了“优”的身份，无论怎么说也是无罪的，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后唐名优敬新磨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一记耳光的故事。李存勖晚年耽于演戏，他亲自粉墨登场，与众优共演，优人传呼“李天下”，他也以“李天下”自居。一日在庭四顾道：“李天下，李天下！”敬新磨愤怒于这种不可一世，便上前狠狠抽打李存勖面颊。“唐主失色，余优大骇！”敬新磨却从容道：“李天下只有一人，尚有谁呼呢？”李存勖转怒为喜并厚赏敬新磨。但知识分子毕竟没有“优”的特权，只有和“狂”字结合起来，才可能免祸，这种“狂”是一种佯狂。商代的箕子向纣王进谏，就是披上疯子外衣的佯狂才免于一死。孔子说他“古之狂也肆”。无独有偶，近代国学大师、革命党人章太炎窥见袁世凯有称帝企图时，便以袁世凯赐他的勋章做扇坠，至总统府大斥他的包藏祸心，被袁世凯的党羽说成“疯子”。章太炎居然自认“疯癫”。他说：“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了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秦书田之所以被说成“秦癫子”不也如此吗？秦书田的癫狂不是阿Q精神胜利法。阿Q是一位失败者，却时时以胜利者自居，他是生活在一种幻想的征服中，而秦书田始终是个清醒者，他完全明白当前恶劣的处境，又从未对未来动摇过信念。他是含泪的笑。他对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