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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刊”——《学习与批判》
？ 胡松涛
《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开本，1973年9月创刊，国内外发行，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三十八期。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其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打倒“四人帮”后，它被称为“四人帮帮刊”。
这本杂志在“文革”后期创刊，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其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的。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其中就有数处涉及《学习与批判》。所以说，这是一本最具“后文革”特色的杂志，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研究“文革”和收藏“文革”文物者，不可不注意这本短命的杂志。
《学习与批判》创刊于1973年9月15日。创刊号的卷首是毛主席语录五则，前面的近三分之一篇幅是中共十大文件，引人注目的是它开辟了关于儒法论争专栏，本期的重点文章是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石一歌的《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等。
通观《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兵等广泛领域。作者的署名也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康立、梁凌益、齐永红、翟青、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几乎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人——不，不，他们不是人，是一个写作班子——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而已，据说有八十多个笔名。当然，也有一些用真名发表的文章，像人们熟悉的刘大杰、余秋雨、戴厚英等。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为当时上海市委列席常委朱永嘉。这个写作组下设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等若干小组，这些组又分别领导若干组，分工明确，据说总共有一百多人。
《学习与批判》上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经济问题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教育革命经验总结”、“人物传记”、“杂文”等。
今天以我“思无邪”之心看其中的文章，有些还是有趣而生动的，但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
“文革”后有人统计，《学习与批判》共发表文章七百一十篇，其中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四十八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一百二十四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六十一篇，评论《水浒》的四十篇，配合形势时事评述性的二百三十七篇，其他属于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二百篇。这些文章中，利用历史为“四人帮”效劳的文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如《论尊儒反法》、《汉代的一场儒法斗争——读盐铁论札记》、《评〈水浒〉的投降主义》、《孔子、儒家和礼》、《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Ｑ小Ｄ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个题目可能是“文革”期间最长的文章题目）等，都是为“四人帮”摇旗呐喊、影射老一代革命家的文章。
该刊曾有人说：《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其负责人当时曾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我们的一块墓砖。”上面的话，在一些文章中被反复引用，我没有查到最早出处。
《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还被分类汇编成小册子，名为“学习与批判”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过眼的有《论儒法斗争》、《〈水浒〉评论集》、《走出“彼得堡”》、《鲁迅传（上）》等。
现在一些人知道《学习与批判》杂志，可能与作家余秋雨有些关系。
余秋雨曾参加了上海市委写作组，除了用本名发表文章外，据说还和别人一起用过“石一歌”等笔名发表文章。数年前，余秋雨和余杰围绕“忏悔还是不忏悔”打笔仗，是因为小余抓住了老余“文革”中的那点事情。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倒是透露出余秋雨曾在《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发表过文章。如今，手头有全套《学习与批判》杂志，在上面见到余秋雨的名字，自然要读读了——老刊物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它保存了作者无力收集出书的旧文或作者不收入文集不愿让人见到的旧文。
读《学习与批判》可知：
署“余秋雨”名字发表的文章有三篇：
1．《胡适传——五四前后》，载1974年第1期。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2．《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载1975年第八期。这篇论文的写作是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作者经过“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一书。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名采用余秋雨的文章名，封面上的署名为“余秋雨等著”，可见“余秋雨”的名字当时也是有些号召力的。
3．《评胡适的〈水浒〉考证》，载1975年第十期。文章开篇说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曾陆续写了七万字的《水浒》考证和评论文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作者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有八千字左右。经过修改后，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学习与批判”丛书《〈水浒〉评论集》。
以“秋雨”为名发表的文章是《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载1973年第三期。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不知道此“秋雨”是不是彼“秋雨”。
“石一歌”署名发表的文章有十多篇，如《鲁迅传》连载等。
据说，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
时过境迁，不知道余先生将来出全集或选集时收不收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贾平凹说：“孙犁敢把一生中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文人们、知识分子们，有几个人谁敢把自己一生的文字都收入自己的书中呢？
《学习与批判》刊名字体先后换了三次，总第一至第四期，为一种；总第五期至总第七期，为一种；总第八期至停刊，为一种。不知道刊头的题字者是谁。
这本杂志每期九十六页、八十八页、八十页、七十二页不等。总第一期定价零点三三元，总第二至总第五期定价为零点二九元，从总第六期开始一直到停刊，定价为零点二五元。
《学习与批判》出刊三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你笔下波澜、嘴上风雷，总是不成。说什么一只笔胜于三千毛瑟枪，说什么文房四宝打败了某某王朝，都是夸口与自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一声，打响了天地，打响了历史，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
“文革”后的1976、1977年，人们不再是学习而是批判《学习与批判》——《学习与批判》的命运就是被“学习”与被“批判”——批判文章见之于《历史研究》等报刊。不久，人们就忙着致富、奔小康，几乎把这本杂志遗忘了。因为它被定性为“帮刊”，当事人自然也不好意思忆往昔峥嵘岁月，所以有关《学习与批判》的史料很少见诸文字。
朱学勤的《“娘希匹”与“省军级”——“文革”读书记》是个例外。他说：“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种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1〕
2003年底，我开始收集《学习与批判》。我有一个收藏旧书的捷径说与喜欢旧书者——我犹豫了许久不想说，怕大家都知道了捷足先登，一些我需要的书就可能轮不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