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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战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塔利班部队。他们的坦克与卡车阵地遭到攻击。先是小股美国部队，最后是英国特种部队缓慢地、小心翼翼渗透到敌方区域。几天之内，袭击的准确性提高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盟军，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部队开始向喀布尔西北约200英里的马扎里沙里夫调动。在特种作战部队的引导下，精确打击使塔利班处于两难的境地：若部署在重要城市外围的部队原地不动，他们容易成为美军炮火的靶子；而如果撤退到城市和建筑密集区，则容易遭受被压迫百姓潜在的敌对攻击。对于北方联盟的集结，塔利班束手无策，精确打击的美国特种部队对这一集结给予了协助。2001年11月9日，马扎里沙里夫首先陷落，随后，北方联盟的部队包围了昆都士，向喀布尔挺进，几周之内，塔利班政府在其老巢坎大哈城覆灭。
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组织严密的行动，它以非凡的速度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行动动用了约300人的美军地面部队，几百架舰载飞机、远程轰炸机，还有不到3000人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对周边国家的几个空军基地，包括在波斯湾建成的军事设施担任警戒。的确，塔利班军事力量十分脆弱，但是，这次军事行动表明，美国实力可以遍及全球，美国不怕承受地面人员损失的风险，强大的美国军事技术也能有效打击更为偏远、军事上落后的部队。
12月初，塔利班垮台后，第一次大型的军事行动展开了，这是向特拉博拉地区缓慢、谨慎地推进，据称，那里是奥萨马·本·拉登的隐匿处和堡垒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给予了协助，在空中精确打击的支援下，来自阿富汗当地部落的联军驱散了敌军。事态逐渐明朗，这仅仅是基地组织的一次断后行动，当地阿富汗部落让许多的敌人从网中逃脱。
此时，那个曾经战胜了塔利班的高明战略已经把战机贻误了，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这是战略性的失败。像许多局部胜利和早期的转折点一样，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在国内外，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会产生整体的公众效应，这当然很重要，但是除此以外，事实上，这是采取军事行动消灭基地组织的绝佳时机。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全面摧毁恐怖分子网络，而不仅仅是打败支持他们的国家。当敌军快速地逃入周边地区时，我们已经错失了战机。基地组织只是被打散了，他们并未被摧毁。我们再也不那么容易找到他们了。
9。11事件后，一开始，五角大楼内的一些军方领导人认为，要取得胜利，在阿富汗可能要部署大量的美军地面部队，单独依靠空军，甚至以特种部队支持当地的抵抗力量最终是不会成功的，对这一点存在着分歧。而实际情况是，争论的双方都说对了一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下属认为，空袭将会非常有效，投入特种部队的人员损失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他们是正确。而布什总统无疑看到了这样做以及采取些行动的紧迫性，越快越好。绝不能做不必要的拖延。
但是，资深的陆军专家强调，需要大规模军队，一个或两个美军师来承担决定性的任务，这也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塔利班政府的迅速垮台，使得美国无法及时部署必要的增援部队。一个重要的战机被错过了，这也是五角大楼计划偏好的令人不安的前奏，这种偏好引发了2003年伊拉克战后稳定中的诸多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错过的唯一的机会，甚至不是反恐战争中的第一次失败。它还出现在国际外交层面。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全世界人们都对美国表示了强烈的同情，但是，我们却浪费了一个机会，美国可以籍此建立一个全面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强有力的国际联盟，而不是局限于纯粹的军事力量，而且，建立联盟也有助于分担一些反恐斗争所承受的巨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负担。一开始，美国的行动就没能在联合国争取到合法性。虽然，联合国通过了谴责9。11恐怖事件的决议，但是，美国却一直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例如，将可疑组织列为罪犯、构建新的国际反恐法律体系等等。相反，联合国却强烈谴责了作恶者并表示了哀悼，随后，它还支持切断某些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行动。
真正的战争：恐怖主义北约组织也被遗忘在一边
北约组织也被遗忘在一边，尽管美国是其重要的成员国。在北约秘书长的极力主张下，北约宣布，9。11事件符合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所述情形，即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而实质上，北约被告知，美国一旦做出任何决定都会立即通知它。盟国对美国给予了援助，几架装有北约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雷达的飞机被派往美国，但是，美国却没有将北约盟国和机构纳入其计划之中，布什政府最终将它们排除在外。正如布什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我说，“没有人将会告诉我们应该炸哪里，不应该炸哪里”。对许多美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时刻，这也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
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在联合国与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同情持续高涨，这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契机，国际社会、国际法和北约盟国的坚定承诺本来都可以参与到反恐行动中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在阿富汗，当美国努力扩大战争范围，使其超越纯粹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它主要采取双边形式与其它国家开展合作，它们彼此交换情报，深化在识别与追踪恐怖分子上的早期协作，努力确定并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调查局与其它联邦机构逐渐转向这类错综复杂的联络工作，他们认为，最好是通过双边渠道来解决。
但是，采取这一方式的困难几乎立即显现出来。首先，各国法律不同，因此，国与国之间对认定犯罪证据的定义和要素也不相同。另外，许多国际网络本身并未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是给予各种各样的后勤和通讯网络支持，对于这类活动，很难成功地提起诉讼。对电子证据，例如，通过电话监听和无线电截听获得的谈话内容，法律程序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些困难还搀杂着情报共享的老问题，诸如利用“敏感渠道和方法”获取的情报，或者有时还包括东道国所反对的情报收集活动等。
结果，一些非常明显的基地组织嫌疑犯仅仅被拘留起来，或者拘留后就释放了，在德国和西班牙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法律体系更为缜密。然而，对于一些国家，比如我们的盟国，美国不能选择动用军事力量，而基地组织成员则隐藏在这些国家，密谋和实施针对美国及其民众的军事行动。
曾经出现过一种局面，人们呼吁建立类似北约组织这样的统一机制。但是，各国不愿承受昂贵而又艰难的重担，如修改法律或诉讼程序，或者详细调查本国的居民。利他主义和友谊并不足以使其它国家全力以赴地反对恐怖主义。与之相反，他们的国际行动遵循着国内的政治议事日程。这正是北约组织的精妙之处，在北约内部，由于政府必须面对国内选民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保护选民利益，这样，国际问题就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布什政府反对其它国家通过北约完全参与反恐行动，这既是对自身实力的过高估计，也反映了某种美国式的傲慢，同时，还缺乏对其它国家制度和政治程序的尊重。
美国只能与一百多个政府进行双边较量，这样，有些事情相当难办，与反恐战争一样复杂和敏感。因此，在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那些在上层听起来容易的事情，在政府的基层，执行起来证明是相当的困难，因为要承受沉重的负担。结果，尽管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基地组织嫌疑犯落网，但是，恐怖网络并未（现在也没有）被粉碎。
与此同时，在国内，美国首次采取行动，在情报和司法执行部门内部实现了信息共享，查找恐怖分子的踪迹。在爱国者法案和FBI行动程序变动的授权下，美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信息分享，交换了上万名被怀疑的恐怖分子名单，并且与数据库信息进行了搜索和比对。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拥有资料，它们与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协同工作。这样，反恐行动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迅速展开了。
在同一时期，白宫的国土安全部负责领导各个政府机构，尝试处理更广泛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在联邦、州和地方一级实施系统性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确认和拘禁潜在的恐怖分子，同时，还要降低社会面对恐怖袭击的脆弱性，强化袭击发生后的应变能力。国土安全部的首要任务是，评估并优先考虑机场、其它基础设施、船运集装箱、边境、互联网、生物危害等领域的脆弱性，同时，组织预防和应对措施，并提供相应的资源。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它涉及几十个机构、成千上万的人员和数十亿美元。
最初几周，依靠借来的工作人员、有限的资金，国土安全部组织那些遭到袭击的部门成立委员会，研究问题与相关政策，并且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忙得筋疲力尽。这些事件极为重要，对于每一个问题和行动，似乎都需要一个相当庞大而完整的工作班子来处理。在2002年度总统国情咨文的准备过程中，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要求掌管一些事务，获得相应的资金，但是在内阁中，这些早期的尝试遇到了挫折。同时，尽管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但国土安全部继续利用紧急拨款的资助，建立一些示范项目并进行了试点。
而布什政府似乎把精力放在了未来对伊拉克的打击上。这仍然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一次性解决”机会之类的老观念，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拉克是9。11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