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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被迫去一个孤岛，孤身一人度过一段无语的岁月，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但却只能带一本书打发时光，我会选择阿忆这本《青春的敌人》。不是假设，会是真的。”——节目主持人陈鲁豫
“用一个词形容读完这本书的感觉是——欣喜若狂——用多视角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善和恶，用宽容和会意看待世界的美和丑，这是早年北大留给我们的财富。这笔财富，被阿忆使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这本书从头至尾，避免了流俗和极端，也避免了武断空洞。”——小说家王芫
“在北大读书时，阿忆是睡在我下铺的兄弟。那时，他已充分显示出从事生活咨询的天分。他是自己不谈恋爱的恋爱专家，给了大家很多很实惠的教诲，令大家受用终生。他以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班里各个组群间的纽带。他可以沟通南北，沟通城乡，沟通男女，沟通朝野，是我们班的‘五通大仙’。这样一位同窗，写出《青春的敌人》，简直天经地义，不足为奇！”——教育家孔庆东
“我很难相信，这本书写于14年前。尽管其中事例，全部取材1990年之前，但其中蕴涵的问题，今天依然如此。这让我相信，有些道理注定是永恒的，而承载这些道理的书，也因此会获得长寿。我只知道阿忆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我们北大传媒学院的教授，却不知他对生活的把握竟有如此功夫。他的书，和他的讲课一样精彩，佩服。”——奥运冠军刘璇
“我向来没把为香港凤凰卫视撰写《水木清华九十年》和《周氏三兄弟》的阿忆，与写《青春的敌人》的阿忆，放在一起看待。很长时间，我认为那是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和电视传媒专家，一个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当我得知这是同一个人，我才发现，这两者并非不搭界。在凤凰大专题片中，有着细腻和多角度的人生感悟。在《青春的敌人》里，有着信手拈来的大量历史知识。”——舞蹈家沈培艺
“我的心情和我的生活，完全在你的描写之中。尽管我是歌唱演员，闲云野鹤，在灿烂的阳光下全球漂泊，但所有青春的困惑我同样有过。在阿忆的文字中，我体尝到我所醉心的滋味，那是恬淡，是洒脱，是聪颖，是大智大慧，是我也想在我的文字里得到的品位。”——歌唱家成方圆
导言 告别十六岁导言（1）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也许你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但这一天却如期而至，这是一个自然的承诺。不过，你并没有察觉到此前此后有什么明显不同，甚至是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翻看到《刑法》第17条的规则———从16岁开始，你必须对自己的全部行为，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因此，16岁比起18岁来，显得更为重要。从那时起，你已在法律意义上，长大成人。
过了16岁生日晚会，你已抬起腿，跨越交界地，走进了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你怀揣着童年之梦，为流行风和男欢女爱而欣喜陶醉，但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此时，由于学龄限制和教育水准的阶区不平衡，南方诸省的16岁少年已走到十字街头，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是做工，还是上大学。而大多数江北少年却相对平稳，处在高中二年级的好年华，壮怀激烈而又心事忡忡。因为尚未意识到自己就要去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有所意识，因此你只是觉得，许多担子注定要你承担，但无论如何，都谈不上迫切。
1988年夏末，大型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震动了中国，在参加研讨会之后，我约了发言的几位少年，去北京素食斋共进晚餐。
“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好像现在还是15岁。”范向后仰身，翘起座椅的前腿，又挥着餐勺说：“可能18岁会有点儿变化吧，谁知道呢！”
黄和孟说，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但隐约中，又困扰在无穷的问题之中，好像在跟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仗。“觉得累极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让我们好好睡一觉。”黄补充一句话说，“最后是一睡不醒。”
姜，17岁，明年就要毕业了。除了硬着头皮去高考，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倒是我慷慨请客的做法，让他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一直是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何沉默寡言，是中专护校的学生，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在随后的整个冬天，他多次说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在学业上，他在为一位出色的女同学，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每天下午最后一次下课铃响过，男生们早已候在教室门外，等着女朋友，然后骑车去“老地方”。
韩是一位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把电话勇敢地打到我的办公室，希望超越友谊。
宋显得桀骜不驯，天天跟父亲对骂，恨透了家长制。而一切造反精神，都能引起他的共鸣，为此，他崇拜《河殇》。
他们兴奋极了，不断地打断别人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证明自己，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刁难餐厅服务员。是呵，16岁本该是轻松欢愉的年纪，但他们却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尽兴。于是，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相。
“我们这么大的人，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吗？”黄突然问。
“你们想说话，对古往今来的事情都要评价。我们只是在听，有时候笑一下，好像有点疲倦，也可能是学会了容忍。”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但却没有得到认同。这太好理解了，因为16岁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年龄。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一切原本就应该如此。
你无法清楚地知道，前辈心中沉淀着怎样的沧桑。实际上，在父母孕育你的生命时，中国社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颤巍巍第一次触到录音机的按键，那感觉，就像是古时候的乞丐摸到了皇上的衣袖。那时，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被迫低下头去，保持沉默。那个年代，着实荒唐，居然所有的杂志都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同一个问题———艺术作品能不能描写爱情！在你的脑海里充满着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王菲、朱哲琴的时候，你注定无法想像，就在20多年前，李谷一曾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竟把自己的讲座制成录音带，告诫青少年说：“港台歌曲是黄色的靡靡之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名字十分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北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这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深埋在长辈心中，一经提起，往事如云。当他们在现实世界生活时，往昔一直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崔健完全是一种陌生而又别开生面的歌喉，他用“这世界变化快”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
然而你，16岁的新人，从你记事起，组合音响就在你的沙发旁大声喧嚣着。你有幸乘坐叔父的本田车，不到两个小时，便以120公里的时速，完成了从天津到北京的全程奔跑。于是，你对着京津高速公路说：“世界真小。”在餐桌旁，母亲请来的那位历史学者让你看不顺眼，不知道他何以那样自得，于是你会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只想知道你赚没赚到钱？”母亲立刻现出窘态，客人也为此感到尴尬。但你却踌躇满志，自认为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没有错，并且强调说，世界本该如此。
你哪里知道，金钱也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显得如此重要。在这个日趋享乐的现实社会中，前辈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亲情越来越廉价，人情费却越来越昂贵。他们曾在漫长的年代里与世隔绝，固步自封，过着平均主义的日子，直到1981年才真正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但他们的舞台被动而狭小，历史留给他们修改错误、建设图强、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短促。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天才。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不过，你却无从比较，生下来就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些动荡，在你记事之前业已完成，人们已从集体主义走向各行其是。你比旧时代更自由、更不容易满足，并且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肯定个人之间的爱情。
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金庸的《侠客行》，看DVD，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游戏。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17岁的南方少年，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究竟是万里还是李鹏。起初，我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后来当我们做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方面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天才般的精打细算、适度的慷慨，渐渐感染了我的心。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对美国社会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