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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感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与悲伤结缘。
可是，我们要活下去，快乐地活下去。我们应该确信，在物质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完美的存在。就在这种不完美的状态下，我们寻找着欢乐，向不完美发出挑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力争做得更好一些，以接近完美。既然不完美构成了世界，是一个必然，我们便没有必要去畏惧这个事实。就像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我们又随时有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们并不因为终有一天会死，或者车祸的可能性暗藏在每一秒钟之内而放弃穿越人行道的生活。实际上，不完美不过如此，大可不必神经过敏。
据说，毛姆晚年患了右臂疼痛症，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活。于是，他去看医生。医生给毛姆的右臂和右手做了一遍检查，从理论上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你不会写字。你手指拿笔的部位不对，右臂放在写字台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可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这是多好的一个例子，这位天才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完美，但他却为人类文化创造出一篇又一篇的一流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东西的两个变异。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高中时，总爱与一位名叫徐宝力的同学摔跤。但我怎么也摔不倒他！无论落地前的一刹那，我有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相信，优劣之间，正如胜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来奇怪，待人傲慢在江青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却是“大儿童式”的天真。当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获得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戴高乐将军不幸成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父亲形象。因此，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能塑造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腿诗人吗？当我们因为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我们会被恐惧所缠绕。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子也不可能压倒我们。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惟一可以引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漫长的执政年代里，他引领美国人民，走出低谷，并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乏的只是勇气、乐观、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自己的不足———眼睛太小，鼻子不周正，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有一副坏脾气———这一切令人颇为泄气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勇敢的人也不完美，但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所感动，情愿做了俘虏。人生一世，体表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过了一定年龄，你甚至会发现，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里根的照片，那完全是一张长歪了的脸。但你对这张歪脸感到反感吗？不认为那正是一张美国总统的脸吗？不用细看，你便会知道，有一种气质彻底驱除了那脸上的不完美，使它朝另一面发生了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尤其是男人，孟轲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觉得活得很累，这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变得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和漂亮的爱人，又想去天边云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学会拒绝，不会正视指责，不敢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我们活在别人的眼里，很少想到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强求完美，因而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我们要求诸事皆以大团圆为结局，这个想法就像枷锁一样，使我们闷闷不乐。
但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都注定要在某一个高度上以失败告终，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位永远“长青”的体育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都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整个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每一个阶梯上看到诗与美，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和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只要我们享受过纵身跃过1。90米、2。12米，甚至2。39米时的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于不朽的想像彻底扔掉。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岁月热恋·慰藉·归宿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的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情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惟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关键性的支配力量，它能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也能让我们提早地退避到安乐窝之中。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极大的跳跃性的变化。18岁的爱，是一首流行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能让我们寄情的人，但我们找到的大多是痛苦，18岁的爱结束得很仓促。20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溢着夏日傍晚的气息，我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大量思潮，让许多异性同时走进了我们的心扉。22岁，我们经验过了一些失败和成功，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婚姻和理想。23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在婚姻历程中，我们第一次为自己短暂的流年而黯然神伤，感到伤心和无奈总是要比快意多许多。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13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24岁才得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心理和生理的发展相协调，那么理应是17岁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就是17岁时开始与燕妮恋爱的），18岁的人可以结婚，20岁便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做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地反对所谓“早恋”说法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爱情成熟过程，比起其他文明国家来，长出去了整整一倍。在中国，20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而直到20岁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即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结成家庭可能性更大的初恋。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在实践中，学习爱人和被爱。
□ 第一次，永世难忘
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16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地恋爱，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想到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连将来儿女的名字也想到了。这时，我们已说不清爱过几次，但如果细细盘查它业已扩展的范畴和责任，它却是第一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使是那些由19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20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那些由于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门户、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
18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住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的手臂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一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因此，在20位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真正出于灵魂之爱而进行初吻的，仅有4个，其他均是为了体验。而且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说：“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区文化早早毁灭了“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使尝试心远远超过了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时不宜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成千上万的妻子抱怨丈夫在做爱前不注意兴致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们的这种疏忽大多与初吻时没有得到陶醉有关。
女孩子对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