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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丝毫没有亡国的担忧与恐惧。这样的君主岂有不亡国的道理！隋灭陈，完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全国统一。
为巩固统一，隋朝在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
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敕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敕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各政权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100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开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降低了百姓负担，便利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实行临时性的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开科举。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以门第为标准进行选官，只有高门大族才能做官，而且在选官时还要调查先辈有无做官的资历。其结果是，一人为官，世代为官，不以人的才能，专以家世门第为选官的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士族门第观念从体制到观念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坚采取了新的选官措施，即开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以考试成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这给政府与考生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士族门第观念选官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消极影响。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文帝悲剧（1）
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 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他带来的不会是百姓的信服与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恐惧这个政权，厌恶这个朝廷，王朝的统治基础会随之逐渐发生动摇。
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能挑选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国之才的大臣辅佐，对于政权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识人、用人上，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两个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杨坚的不识善恶与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与杨素。
高是隋朝开国功臣，字昭玄，渤海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写诗词，有济世报国之志。杨坚代周之前，高即入坚府理事，任相府司录，为杨坚代周出谋划策，他曾对杨坚说：“愿为丞相效劳，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绝无怨言！”可谓忠义之士！隋朝建立，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高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器重，更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他谋划平陈之策，以晋王杨广助手的身份，参与平陈战争；他制订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颁田令、查户口等。此外，高还向文帝推荐了许多文臣武将，如杨素、苏威、韩擒虎、贺若弼等。高真可谓良相了。由于高的忠诚贤能，隋文帝、独孤皇后也曾对他如亲人一般。文帝讲过：“我看待高比我亲生的儿子还重要，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
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高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失信于文帝是在议太子废立之时。隋文帝初立皇子勇为太子，但由于文帝忌太子权重，加上独孤皇后从旁挑唆，导致废立太子风波的出现。文帝向高征求意见，高长跪不起，劝文帝说：“长幼有序，怎么能够随便废立？”文帝只好作罢。但后来文帝又问高削弱东宫宿卫一事，高仍然认为不可。这时，杨坚开始怀疑高。因为高的儿子娶了太子的女儿，与太子成为了亲家。文帝认为高已经依附太子，对自己不忠诚，开始对高心存芥蒂。杨坚听信谗言的弱点，也坚定了他对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