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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他巡视边疆，向各个周边民族政权表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关心，使得这些政权不反叛，最终实现安定边疆的目的。隋炀帝进行过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视的重点分别是突厥地区与西域地区。除炀帝末期大业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于突厥的叛乱没有成功外，其余的巡视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边，而西域诸国纷纷归附隋朝。
但在外交活动中，隋炀帝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展示大隋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各个店铺都重新进行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进去喝几杯，分文不收，还骗他们说：“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而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炀帝要是能为老百姓考虑一些，何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呢？大工程。隋炀帝时期兴建大工程的举措主要有：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杨广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扩建东都洛阳。因为长安的交通不够便利，且农业规模也远不及中原地区。扩建后的洛阳城气势恢宏、道路宽敞，极具大国的气派。修建运河，也是炀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见炀帝对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运河的修筑分为几个阶段：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开凿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这样，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修筑完成了。修筑长城共两次，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业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杨广对于这些作品都非常满意，但他丝毫没有顾及到修筑这些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所付出的代价。营建东都，共耗时10个月，每月役使男丁200万；开通济渠征男丁百万，凿永济渠共征发河北地区男女百余万人，连女人都被征调开渠，可见劳役的繁重；两次修长城，也耗民力达百万以上。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短短的十几年里，国家征发如此多的人力修筑公共工程，给国家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还沉浸在他的大国迷梦中，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扑面而来。
大排场。隋炀帝认为，作为大国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杨广在做晋王之时，就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对江都颇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别于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后，就常住江都，并最后死在那里。隋炀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摆足了帝王的气势与排场。大业元年（605年）八月，炀帝开始了登基以来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分为四层，有六层楼高，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可以举行朝会；中间两层有100余间房子，供炀帝休息、娱乐之用；下层是宦官、宫女等近侍的住处。船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宫殿没有两样。皇后、后宫、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只，还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数千艘随行，最后还有兵船数千艘护驾。陆地上，几万名纤夫、骑兵一路相随。船队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水陆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所过州县，都要为船队献食。这样的排场，一去一回，反复三次，隋炀帝可谓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可他只知兴奋、满足，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大战争。战争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尊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隋炀帝认为，大隋王朝国力空前，其它国家只能对隋朝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挑衅与背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出于维护大国威仪的目的。高句丽，是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政权，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句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充满大国情结的炀帝决不能坐视无礼的高句丽再嚣张下去，决定御驾亲征，一定要让高句丽王跪在自己的脚下谢罪称臣。为了讨伐高句丽，炀帝做了精心部署。大业四年，开通永济渠便利运输。六年，又下令全国为出征做好战马、武器的准备。七年，命令幽州总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后，调动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运送粮草到辽西。最后是征调全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遂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三次征讨，是因为第一次隋军经验不足、指挥不利，导致兵败；第二次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中途终止。第三次讨伐，由于高句丽国力耗尽，隋军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所以高句丽王遣使请降，隋炀帝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凯旋。
炀帝征辽，维护了大国的尊严，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在战前准备阶段，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亡，运输粮草而累死、饿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征高丽，隋军兵士死伤大半，4万海军在平壤中埋伏，生还者仅几千人；高句丽将诈降，大将宇文述被其所骗，30万将士，仅有2700人得以生还。炀帝如此大规模用兵，导致国家财力枯竭、人民劳役繁重，土地无人耕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这种战争胜了又有何意义？只是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隋炀帝的大国梦，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
谁亡隋朝
谁亡隋朝
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原各地都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在短短的几年间，北至山西、河北，东到山东、江浙，南抵岭南，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义军就有数百支。但这些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口号，力量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又缺乏沟通、联合。这些不足给了隋朝的腐朽统治以苟延残喘的时间与可能。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说：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隋朝这个堡垒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几个“炸弹”而摧毁的。这几个“炸弹”是：杨玄感、李密、李渊和宇文兄弟。他们举起了反对隋炀帝的旗帜，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杨玄感是奸相杨素之子，杨素死后，他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玄感善文学，好结交宾客，领导瓦岗军的李密就是他家的常客。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他害怕炀帝翻杨素弑文帝、害忠良的旧案，致他杨氏一门于死地，为此他遂生杀炀帝之心。大业五年（609年），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这时，李密来到玄感大营，玄感问他下一步该去向哪里？李密为其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入河北，阻断炀帝归路；中策是取关中，据险而守；下策是向东都，率军攻占，但拖延不得。杨玄感选择了攻占东都。由于东都守备严密，又有长安发兵救东都，炀帝又从前线调集部队回救东都，杨玄感两面受敌，力不能支，遂战败自杀。杨玄感虽然战败，但他吹响了讨伐隋炀帝的号角，也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隋炀帝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李密，父祖皆为周隋显贵。密少时任东宫千牛备身，侍卫太子杨广。后辞官，专心读书。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曾做过玄感的幕僚，为其献三策，玄感兵败之后，李密被捕又设计逃脱。大业十二年（616年）与瓦岗军首领翟让相识，二人戳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后来，翟让让位于李密，李密开始领导瓦岗军。李密的瓦岗军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炀帝连年派兵企图剿灭瓦岗军，可是直到隋亡，李密的瓦岗军仍然活跃在河北、河南等地。李密，一个达官之后，竟毅然辞官，后又与草莽英雄结伙，公开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说明他已对隋朝失去了信心，他不再用自己的才智改造隋朝，而是用于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的心声。李渊，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称帝建国，毫无吊民伐罪的意思，可以说，李渊是趁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