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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等主战派遂加紧了打击金军、收复中原失地的进程。他在朱仙镇招兵买马，联络河北义军，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他激动地对诸将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已把杭州做汴州”的高宗和奸相秦桧却不愿意收复中原失地，他们一心求和，连发12道金字牌，命令岳飞退兵。岳飞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他壮志难酬，只好挥泪班师。岳飞回到临安后，即被解除兵权。绍兴十一年（41年）8月，高宗和秦桧派人向金求和，金兀术要求“必先杀岳飞，方可议和”。秦桧乃诬岳飞谋反，将其下狱。当年12月，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是年岳飞仅39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也同时被害。
宋金双方达成了“和约”：第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第二、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第三、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帝王无能
帝王无能
绍兴三十二年（62年），宋高宗禅位，36岁的孝宗赵即位。孝宗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先后起用了张浚、虞允文等主战派大臣，力图恢复中原。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其后的帝王们大多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满足于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实，北复中原的大计渐渐归于沉寂。
孝宗之后，其子光宗赵继立，光宗似乎智力上有些障碍，加上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光宗整日抑郁不乐，他在位十五年，毫无建树。
光宗之后，宁宗赵扩亦是一位毫无作为的皇帝。他即位时竟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戴黄袍登基时，赵扩居然吓得极力挣脱，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只好强行与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宁宗即位后，毫无主见，任人摆布。宁宗朝，外戚韩胄把持朝政，此人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庆元党禁很不得人心，韩胄为了挽回人心，决定北伐金国，建立不世之功业。于是他起用辛弃疾、叶适等主战派，从开禧二年（1206年）开始北伐。战争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但是在金军的反攻下，很快趋于失败。投降派史弥远勾结杨皇后，乘机反扑，打击主战派。他们槌杀韩胄，割下他的脑袋献给金朝，乞求和议，宋金达成“嘉定和议”。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宋宁宗赵扩一朝达17年之久。史弥远对金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他的擅权极大地损害了南宋统治的根基，南宋政治从此更加败坏。
孝宗至宁宗三朝共统治南宋60多年，北伐大业一误再误，在此期间，金国统治也日益腐朽，然而兴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国气势正旺。蒙古铁骑不仅灭了西辽，围攻西夏，而且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完成了对中亚的征伐。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死，史弥远立赵昀为皇帝，这就是宋理宗。宁宗时，在选立太子问题上，史弥远为保持自己擅权的地位，玩弄手段废掉皇弟沂王之子贵和，从越州找到了另一宗室子赵与莒，赐名贵诚，立为沂王，全力扶植。宁宗死后，他马上矫诏拥立贵诚，改名昀，继续擅权理宗一朝。史弥远两朝擅权长达26年之久，权倾朝野，把国家一步步拖向绝境。他以宣缯、薛极
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冯为爪牙，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依附史弥远，人谓之为“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史弥远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人谓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官员因为反对他的专权，皆遭窜逐。史弥远等人，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他招权纳贿，贪污公行。还大量印造新纸币，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币兑换旧币，并且把旧币折价一半。致使纸币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弥远一直得到宋宁宗、理宗的信任，封官加爵不已，甚至到绍定六年（1233年）病死，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
理宗当政，“渊默十年无为”。理宗亲政后，大力倡导理学，企图借理学力量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一时间理学思想弥漫朝野。官员一面夸夸其谈，空讲仁义道德，一面欺世盗名，鱼肉百姓。此外，理宗沉溺美色，怠于政事。也正是理宗情色之好，导致另一位奸相权臣爬上权力的巅峰，实际上为南宋的命运提前划上了句号。这一权臣就是贾似道。
奸佞丧国（1）
奸佞丧国
贾似道，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尚年幼时，父亲贾涉在淮东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为家道中落，又无人管教，贾似道渐渐不务正业，经常酗酒赌博，沾染了一身恶习。贾似道的命运发生转变是因为同父异母姐姐贾氏被选入宫中。贾氏长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怜爱，进宫不久就被册封为贵妃。贾似道籍此裙带关系，被相继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习气的贾似道，在京城临安有恃无恐，行为放荡不羁。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里鬼混，夜间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游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见湖上星火点点，就对左右说：“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询问，果然不错。虽然无才无德，因是贵戚的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所以贾似道连年升官、步步高升。宝五年（1257年），他一路迁升为知枢密院事兼任两淮安抚大使。贾似道平步青云之时，也正是北方蒙古贵族横扫天下之际。南宋政权的弱不禁风，尽收蒙古贵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对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并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国新亡之机，在没有充足准备下，突然派军队北上，企图收回蒙古军占领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结果在洛阳遭到蒙古军的袭击。这次军事行动导致了严重后果，它激化了南宋与蒙古国的矛盾。
宝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亲率大军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头直指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慌张，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本不学无术，他看到蒙古铁骑骁勇善战，鄂州岌岌可危。万分惊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原本不想议和，这时突然得到蒙哥前线病逝的消息，为了赶回蒙古去争夺汗位，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撤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见蒙古军主力已经撤走，就出动大军拦杀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临安，以做邀赏之功。他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到处吹嘘自己取得大胜。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谎话，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夸耀一番之后，又晋升他为少师，封卫国公，视之为“股肱之臣”。为了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贾似道甚至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蒙古政权上层因忙于内部事务的处理，放缓了打击南宋的脚步，南宋得以暂时的苟延残喘。然而，南宋朝廷并没有抓紧这难得的时机缓解矛盾、增强国力。相反，却由于贾似道的横行霸道进一步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贾似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斥异己，残害抗战将领。他网织罪名杀害了左丞相吴潜，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领导钓鱼城抗战、让忽必烈大军束手无策的王坚，也被贾似道解除兵权，以至于郁闷而死。贾似道还通过实行所谓“打算法”，把在抗战中支取官物用作军需的将领一概治罪。至此，贾似道羽翼丰满，权倾朝野，把持朝纲长达15年时间。贾似道专权后，对人民的剥削愈益苛重，致使社会经济更为萧条。贾似道以南宋政府财政困难，军粮不足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实行买“公田法”。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西等地官户如果超出限额，在超额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然后收公田租以充军粮。“公田法”本与农民关系不大，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常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重额官租，强迫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大大加重。同时，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虽然家有余田，但拒不出卖，地方官为了完成买田数额，就强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卖田。“公田法”推行以后，许多人家破产失业，南宋王朝与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又在各地实行所谓“经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间土地，分毫必计地向民间搜括田税地租。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动辄虚加贫弱农户的租税。无疑，“经界推排法”又成为一祸国殃民之举。
贾似道不仅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之类的手段从民间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