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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5）
以侵华战争为题材的绘画及宣传画一时铺天盖地，战争歌曲歇斯底里，各种从中国前线拍摄的战场摄影集——日本称为“写真集”——以其直观和“真实”，大受青睐。仅以写真集为例，现在从日本各图书馆可以查到的关于上海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写真集就有：《上海事变写真帖·海军篇》（田中良三，尚美堂1932）、《上海事变写真帖·陆军篇》（尚美堂1932）、《上海事变写真全集》（玉之川写真馆1932）、《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新满洲写真大观》（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2）、《满洲事变绘画集》（通山光次郎）、《满洲事变从军写真帖》（大日本军事教育会）、《满洲上海事变写真帖》（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满洲踏查纪念写真帖》（满洲产业建设学徒研究团1933）、《满洲踏查纪念写真帐》（满洲产业建设学徒研究团，1934）等等；关于“支那事变”（七七事变）的写真集就有《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桥本龟郎）、《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第一辑，和知部队特辑）、《支那事变乡土部队写真史》（渡边春也）、《支那事变写真全集》（全五辑）、《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东光社）、《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中篇）、《支那事变从军写真帖》（北支那派遣军）、《支那事变圣战写真史（二）》（玉井清五郎，忠勇社）、《支那事变乡土部队画报》（第一、二辑，柿崎勇治），《支那事变写真全集》（朝日新闻社）等。一些杂志也出版《支那战线写真》之类的“特辑”。总之，当时日本一切媒体的中心任务是协力战争，全国形成了浓烈的思想宣传战气氛。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支文化工作”的由来及其实质（1）
如果说日本的“思想宣传战”是军国政府对日本国内战争动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么，所谓“对支文化工作”则是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对中国人的攻心之战，它着眼于对中国的长期占领与统治，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为实现这一目的，早在1923年日本就颁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逐步在中国推进他们的“文化事业”。日军全面侵华后，“对支文化工作”大规模展开，一些文人学者着手研究“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全面论述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和意义价值。一些文化工作特派员也奉命来中国，对知识阶层进行利诱与劝降。而在沦陷区，日军则组成了所谓“宣抚班”，对底层民众进行以奴化为目的的宣传“安抚”活动。
早在1923年3月，日本第四十六届国会就通过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很快公布实施。这个“会计法”的基本意思，也就是通过日本政府拨款来建立“对支文化事业”，然而钱款却并非来自日本财政第九章日本“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与实施。在《会计法》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了资金的来源，一是“庚子赔款之本利”，二是“有关山东铁路与公有财产补偿国库证券之本利，及山东矿产之补偿金”。也就是说，这两笔钱实际上都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第一项是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后按不平等条约交付的“赔款”，第二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企图接收德国在山东省的诸项权益，遭到英美的反对而未成，却反过来向中国索取的“赔款”。日本就是利用这两笔中国赔款的本利，来推行其“对支文化工作”计划的。换言之，是用中国的钱，办日本人自己的“在支文化事业”。1923年12月，日本内阁在《特别会计法》的支持下，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由外相担任会长。1924年2月，日本外务省与中国驻日公使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在“协定”中，日本取得了在中国开办研究所、设立图书馆、设立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等多项特权，为日本在华“文化事业”——实际上是对华文化侵略——开了绿灯。这一侵略行动当时即遭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抗议和反对，但无济于事。日本看透并利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又在1925年初策划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员会”，1926年正式定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于在资金和机构组织上有保障，日本对华“文化工作”遂能逐一加以落实和实施。
到了1936年5月，正当日本酝酿大举犯华之前，日本的外务省忽然发布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新计划，据日本“同盟社”当月18日的东京电称：“外务省自有田外相就职以来，决意积极实行中日文化提携。决定在特别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将原先预算的三百万元增加到四百万元；以其新增的一百万元，开始进行新工作。其方针大体如下：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历来都以东方文化之组织的研究与其发扬为目的，而对于中日两国国民之真正提携颇少贡献。有田外相自其任亚洲局长时就有建议：中日之间，不必专事研究陈腐学问，或做考古学的研究，应先实行为中日两国国民亲善之工作。据外相计划：在对华文化事业中拟实施有国际文化色彩的工作，即：（一）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二）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三）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中日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之交流。新任文化事业部第二课长宫泽事务官，现已奉外相之命，视察中国各地，进行准备。”
这个“对华文化事业新计划”，显然是日本为了配合即将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在文化事业上所做的方向性的调整，即要求一切“文化事业”都为军国政府的侵华总战略服务，而不可“专事研究陈腐学问”。到此，日本的“对支文化事业”已经公然完全成为对华“文武两道”侵略战略的重要一翼了。对此，当时的《上海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间恶感的暗影，竟已掠到了两国文化界的顶上。……一般人都深感到日本对我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处处骗人，处处使我们失望，失信用；像明明占地进兵，定要说是为‘和平’为‘亲善’；明明是侵略破坏，偏道是经济提携。纵盗劫掠，反加罪于被盗之家。如今则又改花样，明明是政治手腕的收买，却加上‘文化’的美名。凡此种种，诚如胡适所说的‘侮辱上加侮辱’；也正仿佛打你耳光，踢你肚皮，再放出笑脸说爱你喜欢的一般，叫人酸鼻难熬。”而这个被中国文化界一眼就看穿了的所谓“在支文化事业”的阴险计划，却在七七事变后，借助大炮和刺刀的推进，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实施起来。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支文化工作”的由来及其实质（2）
此后，日本的一批学者文化人和有关研究机构纷纷著书撰文，对日本军国政府的“对支文化事业”计划加以阐释和发挥。他们详细研究并提出了“对支文化工作”的方案，出版了论述“对支文化工作”的专门著作，重要的有：宇田尚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1939）、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1940）、近藤春雄的《大陆日本的文化构想》（1942）、渚桥辙次的《支那的文化和现代——新支那的建设和文化工作》（1943）、国策研究会的《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平野晃等著，日本评论社1944；非卖品）、伊东六十次郎的《大亚细亚文化建设论》（1943）、大东亚文化协会的《大东亚文化的建设》、社会教育协会的《支那事变和文化工作》、东亚思想战研究会的《大东亚文化建设论》等。在这类书籍中，大部分是公开出版物，有的则是限制流通的“非卖品”，如国策研究会的《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还有的是提交给当局的秘密文件，如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其中，